2012年第一次听说杀马特时，李一凡非常兴奋。不同于当时社会的普遍鄙夷，他认为这是底层嬉皮士的审美自觉，通过自我糟践来抵抗时代景观，“我X我就要恶心你们这些主流！”这个认知在2017年他著手拍摄杀马特时被击碎。驱车近万公里、访谈67个杀马特后，李一凡发现——杀马特的历史，实际上是中国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杀马特造型背后更重要的普遍性是，他们也是流水线上疲于奔命的工人、是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父母、是难以在土地上揾食却又被城市边缘化的数亿农民工，分享同一套制度性排斥、主流话语的漠视，和貌似有逻辑的剥削循环。

杀马特脱胎于英文单词smart，发明者是出生于1995年的“杀马特教父”罗福兴。由于类似日本视觉系乐队的色彩斑斓、高高竖立的夸张发型，长久以来，杀马特所捆绑的形象是脑残、山寨、哗众取宠。

在2020年完成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中，李一凡撇去了故事线和可能带来强视觉冲击的画面 。镜头前只有一个个曾经的杀马特迥异又相似的讲述，他们如何在12到15岁的年纪进入工厂，如何没日没夜地加班，如何被陌生人骗钱、被老板殴打欠薪、被机器残损身体，如何努力生活又处处碰壁，如何小心翼翼地吞下血泪与苦涩再揹负更多；在那些极度孤独、疲累、贫乏的日子里，他们从杀马特的外壳中获得过怎样的安慰与光芒，在主流的眼光中遭到过哪些伤害与攻击；而在快手抖音短视频的年代，杀马特如何再次成为审丑对象艰难地讨一点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