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當我們談論一二三線城市的時候，我們關心的到底是什麼？這樣的城市等級話語背後具體隱含了什麼未被言明的信息？在今天這篇文章裏，1964年和2016年兩次成為 「三線城市」 的瀘州被放上前台。我們發現，關於城市等級的話語內蘊含着不斷變遷的城市政治經濟、地緣政治格局和領土安排方式，這是類似瀘州這樣的 「尋常城市」 帶給全球城市研究的啟示。

近年來，「一線城市」、「新一線城市」等城市等級分類術語愈發頻繁地見諸中國的媒體與大眾話語。將城市分為若干「線」（在目前的標準中一共六「線」）這個由《第一財經週刊》創建的話語體系，其影響已經遠超出了其原初設定的「城市商業魅力」的範疇，成為大家在政策、學術和日常討論中定位城市、乃至城市自我定位的一種重要參考體系。但以「線」對全國進行劃分的體系並非全新創制。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前，1964年，中央就曾作出「三線建設」的戰略部署，在官方層面將全國分為三「線」，並將「一線」的工廠、研究機構和高校等，全部或者一部分遷往「三線」地區。

如何看待這兩個同以「線」為名的分類體系？從它們之間的差異中，我們可以解讀出城市治理邏輯的何種變化？它們是否也暗含了某種內在一致的邏輯？我們的這項研究就試圖對這些問題做出初步回答。本研究選取了四川省瀘州市作為研究對象。在2016年的「城市商業魅力」榜中，瀘州市被劃為三線城市（僅此一次）。而在 1965年，作為「三線城市」 的瀘州安置了三家來自「一線」地區的內遷工廠。這雙重「三線」城市的身份，使之成為一座可能幫助我們探討和解剖城市等級話語的絕佳案例。在這裏，通過對一座在文獻中幾乎從未被關注的中國「三線」城市的討論，我們也希望能對全球城市研究中有關「尋常城市」(ordinary cities) 的反思提供新的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