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两个月跟踪疫情之后，大卫·哈维终于写出了自己题为《2019冠状病毒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的评论。这篇评论视野开阔，善用修辞，文法优雅，是哈维一贯的写作风格。文章不仅把他立足于阅读《资本论》的唯物主义立场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内容上也凝练地融合了《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和《新自由主义简史》的核心观点，帮读者很好地厘清了疫情产生的社会-自然语境以及正在导致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尤其是，对新自由主义重塑我们这个世界的深度、广度和后果，这篇评论更是明白晓畅地揭示了出来，不仅有深刻的体察、深切的关怀，而且也有恰到好处的反讽。

但是，文中部分话语是否有值得推敲之处呢？

比如，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构造的同时，哈维不无赞许地评价了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这些他认为 “最不新自由主义的国家” (the least neoliberal countries) ——在应对疫情时的经验。虽然有诸如 “严苛”、“侵犯性” 和 “威权” 这样的字眼，他还是惊叹于中国能够做到把疫情控制在湖北尤其是武汉。然而，身在此地的我们深切地知道这些措施（可以说是雷霆手段）对于很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当继续追问：东亚国家和地区应对疫情的方式是更多地受制于特定的文化结构、政权属性和合法性来源呢，还是因为它们 “最不新自由主义” ？更进一步看，这些 “最不新自由主义” 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与 “新自由主义” 无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是自明的，仍然需要我们立足于现实观察做更加细致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