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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大衛·哈維:2019冠狀病毒時期的反資本主義政治

如果只有社會主義政策對如今的世界才有效,那麼毫無疑問,寡頭統治者會確保其成為國家社會主義,而不是人民社會主義。而反資本主義政治的任務就是防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大衛·哈維:2019冠狀病毒時期的反資本主義政治
2020年3月28日,西班牙封城期間,居民在窗戶鼓掌向醫護人員致敬。

【編者按】本文由馬克思主義地理經濟學家大衞·哈維撰寫,端傳媒獲其本人授權,翻譯發表此文。由於此中文版根據哈維教授向端傳媒發送的修訂版翻譯,所以部分段落與其他網站發布的英文版略有不同,如閲讀英文原版,請以哈維教授個人網站發布的版本為準。此外,我們本週還會發布一篇對哈維本文的分析回應。

當我試圖對每日的新聞流做解釋、理解和分析時,我傾向於將正在發生的事情,放置於兩種各具特色但相互交叉的資本主義運作模式下。首先需要描述的是資本流通和積累的內在矛盾,即貨幣價值在不同「時刻」(馬克思所用術語)是如何通過生產分配和再投資、實現(消費) 並且為追求利潤而流動。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無休止擴張與增長的螺旋。隨着地緣政治競爭、不均衡的地理發展、金融制度、國家政策、技術重組以及不斷變化的勞動分工和社會關係網絡等現象的展現,這一模式會變得相當複雜。

不過,我對這一模式的想像,是將其視為嵌於更廣泛的社會再生產背景(家庭和社區),嵌於自然的持續和不斷進化的代謝關係中(包括城市化和建築環境這種所謂的「第二自然」),嵌於不同地方的人口在通常的空間與時間上以各種方式創造的各種文化、(基於知識的)科學、宗教之中,以及偶然形成的社會狀態之中。這些後發「時刻」包涵了對人類期望、需求和慾望的積極表達,對知識和意義的渴求,以及人類在不斷變化的制度性安排、政治爭論、意識形態對抗、虧損、失敗、挫折和異化背景下所進行的無止境追求,而所有這些都是在一個地理、文化、社會和政治等方面具有顯著多樣性的世界中展開的。

可以說,這第二種模式構成了我對全球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形態的所做的理解;而第一種模式涉及的是經濟引擎內部的矛盾,正是這一引擎推動着這種社會形態沿着特定的歷史和地理路徑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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