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我在牛津大学六个月的传媒研究课程，会以这种方式匆匆结束。3月18日是我离开英国的日子，这比原计划早了两个月。课程有约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人，大多也都受到自己国家的疫情和防疫政策的影响；在我登机返港时，只有约5位记者还留在英国。

伦敦希斯洛国际机场像是在上演“人类大迁徙”。当天，为了减少公共交通，伦敦部分地铁车站暂时关闭，机场附近交通亦出现大混乱。我抵到机场时，已错过航班值机时间，背负全部家当的沉重，压得我寸步难行。满脸徬徨，我到处张罗机位却统统都满座；后来网上找到昂贵英航直航，即晚可以离开，犹豫几秒，已涨价200磅，最终单程机位价钱是1723磅（约15500港币）。

机场虽然乘客不多，但上下混乱，只看大家所携的行李就知什么叫走难。“每个人行李都超重，简直连家一起搬走。”卡塔尔航空地勤职员向旁边同事抱怨。附近一堆乘客焦急地在地上翻箱倒篮，明显不是优闲外游的旅客。走难时多余的身外物，立即被弃在垃圾桶：发乳、风筒、薯片、朱古力……居然还有几个乳罩。后面明知超重的长长人龙，早已取出信用卡准备好忍痛负超重罚金。

回想过去几个月，在异国紧贴著家乡的疫情的我，就像活在两个平行时空一般：一边紧紧盯著香港疫情的来势汹汹，另一边却一直在感受英国比较冷淡的抗疫气氛。直到在离开英国的前夕，这两个时空，终于交汇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