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为香港诗人、学者作家陈智德的新书，《板荡时代的抒情：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的“结论”部分，端传媒获出版社授权转载。这本书基于原始文学史料的考掘，讲述抗战爆发后的香港如何成为抗战文艺的“据点”以及当中的意义。

从1937至38年间，北平、天津、南京、杭州、济南、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相继失守，抗战文艺工作无法在原地进行，而香港由于是英国殖民地，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是相对稳定地区，使中国内地大量人口和资金南下，以香港为战时荫庇之所，而更重要的，正如到港复刊《大众生活》的邹韬奋说：“我们到香港不是为逃难而来的，而是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报刊而继续奋斗的。”对于肩负时代责任的作家来说，他们播迁香港有着比个人安危更重要的考虑，就是延续抗战文艺的工作。自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香港成了华南地区少数得以发表抗战言论的城市，作家南迁、成立文艺团体、复办在内地因战火而停歇的报刊、搬演抗日话剧、朗诵抗战诗歌、出版抗战刊物，使香港成为抗战上半期，即1937至1941年12月底期间，相当重要的抗战文艺据点。

香港本身具既有的文学传统，抗战爆发前10年正值香港的“新文艺大爆炸”时期，多种期刊、报纸副刊造就出文学空间，容纳不同风格创作。本地作家或已来港一段时期的作家，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即引进抗战文学意识，1932年刊于《新命》的志辉〈月明之夜〉、1933年刊于《小齿轮》的游子〈胜利的死—纪念前卫女战士丁玲〉、拉林〈时代速写〉以及写于1936年的李六石〈救亡杂话〉等作品，皆属香港抗战文学的先声，连同多种报纸文艺副刊和《红豆》、《南风》等等文学杂志所连系出的作者群和读者群，成为日后香港接续和支援抗战文艺工作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