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澳大利亞漢學家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今年年初為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所作系列長文《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哪有先生不說話》《中國不是一個紅色帝國》的評論文章。端傳媒經作者授權，全文翻譯（有微幅刪節），以饗讀者。
「要超越烏托邦主義，反烏托邦甚或後烏托邦都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恢復對未來的愛，不是將它作為『應許之國』，而是一種承諾的狀態，一種絕無命定成分的期待。」
米哈伊爾·愛潑斯坦（Mikhail Epstein,），《未來之後》， 1995年，第335頁
米哈伊爾·愛潑斯坦（Mikhail Epstein,），《未來之後》， 1995年，第335頁
一、毛澤東和中國的春天
文化大革命為中國革命（倘若尚不能說世界革命的話）帶來了一個新的開始、甚至是一個千禧年時刻。它的前提源於一個含混不清的戰略，那就是為了保持革命勢頭和熱情，每隔七八年就要發動一場類似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