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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项飙:正规化了的北京“浙江村”,社会关系和自保能力也瓦解了

为什么外来人口的住房条件会这么差?难道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把自己的住所变得更安全些吗?事实是,他们不但想过,而且动手做过。但是,在1995年的清理中,建设得最好、管理得最到位的大院成了首要打击对象。

项飙:正规化了的北京“浙江村”,社会关系和自保能力也瓦解了
党支部成为现在浙江村里号召力最强的组织,党员身份为“光环”,即由正式权力授予的、高度可见的荣誉。

【编者按】:本文全文原刊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7年2月号,原标题为《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端传媒》获作者项飙教授与《二十一世纪》授权编修,分上篇下篇转载,此文为下篇。上下篇的“前言”是项飙教授此次新加的。

前言:为什么外来人口“不想”自己的安全?

为什么外来人口的住房条件会这么差?难道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把自己的住所变得更安全些吗?事实是,他们不但想过,而且动手做过。

在1990年代初期,浙江村内的卫生以及治安状况恶化,消防隐患突出,浙江村人非常需要有安全保障的居住方式。于是,在服装业里赚了钱的一些浙江村人投资盖建封闭式的小区,称为“大院”。大院是住宅区也是加工区,但是后期盖的大院内部有明确的区域分工,消防安全也是设计时的重要考虑,不是简单的“多(样功能)合一”。 大院对治安防卫、周边道路规划、水电设施配备,甚至专线巴士运营等都做了投入。大院老板这么做,是要提升自己的社会权威。大院建设不光是为挣钱,而且也是为了自我实现,为了有一个长久的奔头。它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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