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很多外地人搭建的房屋上都有褪色的“拆”字。对于很多居民来说，与其说是一个临近的威胁，更多像是一个个假火警。但今年小雪节气的几天，这些火警仿佛同时起了作用，上百万人在北京的生活很可能戛然而止，余下的是一个个灾区似的城市角落。与此同时，大量打工子弟学校、幼儿园都再次面临拦腰截断的命运。一场史无前例的“清理”和“驱逐”，令三十年来不断缠绕外地务工群体的噩梦终于发生，让北京的寒冬格外铭心刻骨。

学界研究移民问题的都知道，2008年被称为“城市化分水岭”（the urbanization divide）——不仅全球城市居住人口超过乡村，跨国界移民活动也史无前例地增多。那一年，我是康奈尔大学社会系的博士生，回中国做关于城市贫困的田野调查。在中国，到2008年为止，大约两亿多人从农村迁入城市，社会的组织结构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而户籍制度因为被其他制度性的寻租和政治政策依附着，无法被废止，这就是中国的情况。尽管人类社会存在着各样的歧视，但是在当下，很显然户籍制度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场域，直接提供了人们身份歧视和不平等的基础。

在中国社会最大的转型和变革中，可以用马克思一句话很好的概括，“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曾经，提供人们身份和社会关系的地缘和业缘、单位制，在20年前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却并没有提供给底层的劳动者一个归宿。拆迁不断，不变的是继续往北京外环扩展的外地打工者聚集区，和层出不穷的寻租手段。

2008年夏天，我曾与一位资深NGO人士马姐访问北京刘娘府附近的民工聚集区。马姐属于很早的一批移民，1981年就从安徽进京做保姆，后来在外地民工聚集区创办了一个打工妹之家，开展一些妇女和儿童的社区活动，让原本封闭在家中带孩子的妈妈们有个去处。马姐说，她从1982年到北京之后，搬了一百多次家。我记得和她一起站在社区的一堆拆迁瓦砾面前，她无奈地感叹说，“这里曾经生活过这么多人，但多少年之后，哎，谁会记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