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很多外地人搭建的房屋上都有褪色的「拆」字。對於很多居民來說，與其說是一個臨近的威脅，更多像是一個個假火警。但今年小雪節氣的幾天，這些火警彷彿同時起了作用，上百萬人在北京的生活很可能戛然而止，餘下的是一個個災區似的城市角落。與此同時，大量打工子弟學校、幼兒園都再次面臨攔腰截斷的命運。一場史無前例的「清理」和「驅逐」，令三十年來不斷纏繞外地務工群體的噩夢終於發生，讓北京的寒冬格外銘心刻骨。

學界研究移民問題的都知道，2008年被稱為「城市化分水嶺」（the urbanization divide）——不僅全球城市居住人口超過鄉村，跨國界移民活動也史無前例地增多。那一年，我是康奈爾大學社會系的博士生，回中國做關於城市貧困的田野調查。在中國，到2008年為止，大約兩億多人從農村遷入城市，社會的組織結構產生了急劇的變化，而戶籍制度因為被其他制度性的尋租和政治政策依附着，無法被廢止，這就是中國的情況。儘管人類社會存在着各樣的歧視，但是在當下，很顯然戶籍制度自己創造出了一個場域，直接提供了人們身份歧視和不平等的基礎。

在中國社會最大的轉型和變革中，可以用馬克思一句話很好的概括，「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冷靜地直面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況和他們的相互關係。」曾經，提供人們身份和社會關係的地緣和業緣、單位制，在20年前都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整個社會處於一種流動的狀態，卻並沒有提供給底層的勞動者一個歸宿。拆遷不斷，不變的是繼續往北京外環擴展的外地打工者聚集區，和層出不窮的尋租手段。

2008年夏天，我曾與一位資深NGO人士馬姐訪問北京劉娘府附近的民工聚集區。馬姐屬於很早的一批移民，1981年就從安徽進京做保姆，後來在外地民工聚集區創辦了一個打工妹之家，開展一些婦女和兒童的社區活動，讓原本封閉在家中帶孩子的媽媽們有個去處。馬姐說，她從1982年到北京之後，搬了一百多次家。我記得和她一起站在社區的一堆拆遷瓦礫面前，她無奈地感嘆說，「這裏曾經生活過這麼多人，但多少年之後，哎，誰會記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