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三万多名警务人员（包括已经退休的）及其家属，日前举行集会撑被判刑的七个同僚。他们支持同袍的义气可嘉，可惜混淆了是非。“七警”的行为，明显地超出“执行任务”的范畴，也明显地超出“必要武力”的需要。“被侮辱”、“压力大”等可以是求情减刑的理由，却绝对不是一个脱罪的理由。作为一个获授权行使武力的群体，警队每一个成员相应应该具备比普通市民更高的自我克制能力，以及临危时的“情商”（emotion quotient）要求。

梁振英政策的牺牲品

“七警”事件唯一值得同情的地方，是整个警队无辜地、不幸地被迫做了社会撕裂的“磨心”，严格来说，他们是梁振英政策的牺牲品。为什么我这样说？五年前梁振英刚刚当选，还没有执政前，我就凭对他和他的核心幕僚的认识，断定在他任内香港必然出现重大的社会动荡（见拙作《震荡在前　请大家坐稳一点！》）。很不幸我的预言成真，在他治下，香港社会出现了“雨伞运动”和“旺角事件”等令警民尖锐对立的动荡。如果我能够准确预测梁振英任内必然会出现动荡，则显然动荡的制造者不是市民，不是警队，而只能是梁振英。每当动荡发生时，警察就只能被动地变成梁振英的维稳工具，从而导致 “七警事件”。所以说，警察成为梁振英撕裂社会的牺牲品（注一）。笔者同情“七警”，也是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