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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吴强:谁是下一个?茅于轼和中国公民社会的命运

社会进步力量不能陷入教条原则的斗争,而是要牵制这个体制最为反动的部分。

在1930年代的德国,盖世太保(Geheime Staatspolizei,秘密警察)总是在半夜抓人,悄悄的,尽量不引起邻居的注意,然后德共党员,社民党人,犹太教授、医生和法官,天主教徒等等,就一个个消失了。他们最终死在集中营里,德国公众也渐渐地看不到任何异见、批评,直到完全听不到不同声音。这是第一任帝国保安部长莱茵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推行的“夜雾”模式,制造出普遍的恐怖,也为世界留下了极权主义的最初记忆。

如果回顾过去几年中国内地局势所发生的收紧和恐怖,的确颇有似曾相识之感。秘密抓捕和突然失踪事件越来越多,不仅发生在社运分子、人权律师、媒体人和活跃网民身上,连企业家、投资界也不能幸免,以至时有传闻:一些在海外工作的著名教授在回国后失联数月。这种背景下,诞生了艾未未的“缩微关押模型”和陈冠中的《盛世》等文化艺术作品;2016年里关于古拉格群岛、“寻找奥威尔”主题的译作非常畅销,成为北京知识界的一大文化现象。

与此同时,继一批女权、劳工、法律和智库类独立 NGO 先后被关、《炎黄春秋》杂志社被强行接管,2017年初,一波以自由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抹黑运动正在兴起。例如,山东建筑大学的邓相超被“毛派”围攻,石家庄广电局干部左春和因其政治言论被撤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乔木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调侃性文章,而再度遭遇官方压力宣布辞职,并有毛派文章叫嚣围攻北大法学家贺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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