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中国内地被雾霾笼罩。一些城市紧急颁布各种雾霾警告、取消中小学户外活动。而在四川成都，政府发布了天府广场的集会禁令，当局似乎在害怕着什么。果然，就在周末，一些成都市民出现在市中心的春熙路和天府广场，有的戴着口罩静坐，有的打出了抗议标语。

2016年雾霾锁国的寒冷冬夜，成都市民的抗议恍如流星闪过。

这就是中国的雾霾政治。自2015年2月柴静放出《穹顶之下》纪录片以来，雾霾几乎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景观。一方面，在“京津冀”（北京、天津、河北）一体化规划的名义下，北京开始整治雾霾的社会工程：强行关闭、停产、减产河北的重污染工业，在北京展开“低端人口疏解”，京郊农村今冬全面推行“煤改气”（燃煤改为天然气）。另一方面，在时断时续的雾霾笼罩中，中产阶级的不满也间断性地弥漫在社交媒体空间，并且随时因为“毒跑道”、“雷洋案”、“罗尔众筹救女”、“中关村二小霸凌”等等个案事件，演变成插曲性的公共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