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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赵思乐:抗争书写者,需要站在运动的内外之间

运动的内外分界并不明确,而是一个模糊而狭窄的空间,需要每个报导者时刻以反思的眼光调控自己的位置。

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和第二篇中,我曾写到:“抗争报导”不仅仅是记录抗争的新闻文字,其本身就是对极权现实的抗争。因此,报导者需要坦诚自己的反极权价值立场,并基于这种立场分别去跟自己的报导对象和读者建立联结。如此一来,抗争报导者就成为运动者与公众间的桥梁,站在了运动的内外之间。

然而,运动的内外分界并不明确,而是一个模糊而狭窄的空间,需要每个报导者时刻以反思的眼光调控自己的位置。

若离运动远了,在政治环境越来越严峻、运动越来越地下化的现实中,报导者很容易被排除出运动的“信息内圈”,从而失去观察运动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2003年到2011、12年,记录民间运动的记者和公民记者很多,而打压愈发频繁之后,能书写抗争题材的报导者,一只手就能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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