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疆维吾尔人境遇受到聚焦之时，欧美知名媒体如《经济学人》和《外交政策》也开始关注中国的另一个主要穆斯林民族：回族。《经济学人》于10月8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的另一个穆斯林”（ “China's Other Muslims” ）将回族的相对成功归因于“文化同化”。 或许受到当代人类学有关民族生成理论的影响，“同化”假说认为回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是因为“户口使然”。 这一假说进而描绘出一副有关回族的奇幻世界，好像回族生存在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的真空：回族基本不受“恐伊症”（恐惧伊斯兰）的伤害，可以和政治体制的灰色地带协商；回族作为中国国企在中亚和海湾地区的中间人，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践行伊斯兰法。

解读中国的任何民族都需要一个基本的历史场景，穆斯林亦不例外。不同于18世纪中叶纳入清朝的维吾尔人，回族先祖自唐宋以来就入华定居、经商、通婚。这一长时段的社会、历史、文化经历造就了回族的复合型语言、宗教、文学、民族等。这些复合型和复杂性使得西方学者在研究回族时经常使用粘合性词汇，如 “华人穆斯林” 、 “汉人穆斯林” 、 “回儒” 等。也许基于这一复合现象，在亨廷顿抛出 “文明冲突论” 后，回族成为 “文明对华” 的经典个案。以杜维明和纳赛尔为代表的新儒家和伊斯兰学者推动的 “回儒对话” 基本上就是这一复合生成现象的哲学和宗教学诠释。

毫无疑问，回族的汉化程度在某种程度上高于维吾尔族，但这仅仅是因为回族早在维吾尔族被清朝征服之前就已和汉文化经历了长时段交流互动。但是，将回族的相对成功归功于文化同化是反历史的，是对所谓汉文化同化能力的盲从和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