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锌皮娃娃兵》一书书摘的编者按中，我们曾经说到，“受害者”与“加害者”的界线并没有想像中清晰。在人类社会的文明灾难之中，极端的善与恶均属少数，更多的是置身道德灰色地带的平凡人，而平凡人在专横霸道的体制里，却又容易被突然诱发成杀人魔头。《在历史的伤口上重生》要探讨的，正是一个随时人人曾经为恶的社会里，该如何讲述历史，审视与矫正其所带来的社会创伤，走向共和的未来。易言之，“转型正义”如何可能？

联邦德国面对的首次“转型正义”，肇始于二战之后西方盟军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以及推动德国公部门与企业高层“去纳粹化”的工作。但因冷战之故，这波转型正义于1948年悄然停顿，直到1960年代，随着耶路撒冷大审判、法兰克福大审判、六八学运、以及1970年代美国拍摄的《纳粹大屠杀》（Holocaust ）电视影集在西德获得极高收视率，纳粹历史才重新得到关注。

然而，台大历史系教授花亦芬告诉我们，正视历史记忆及其创伤之路，往往并不平坦。在二战末期盟军已经先做出决定，战后德国战犯审判与“去纳粹化”政策执行的对象，将局限于审讯具有纳粹党籍的成员。这意味着，国际社会透过大审来审判主要战犯，把战争罪责归咎于个人之上，将“德国法西斯主义者”与“一般德国人”区分开来。这种对历史伤害的处理，忽视了每个对纳粹暴行噤声共谋的寻常共犯，而在这个语境之下，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汉娜．鄂兰那著名的“平庸之恶”的意味——在“主要加害者”以外，如果没有对暴行附和的“共犯”，大规模的屠杀根本没可能发生。既然每个纳粹治下的“受害者”亦可能是“加害者”，这么复杂压抑的历史，并不是很多人愿意重提，这同时使社会无法，也不应对纳粹记忆作简单的黑白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