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鋅皮娃娃兵》一書書摘的編者按中，我們曾經說到，「受害者」與「加害者」的界線並沒有想像中清晰。在人類社會的文明災難之中，極端的善與惡均屬少數，更多的是置身道德灰色地帶的平凡人，而平凡人在專橫霸道的體制裏，卻又容易被突然誘發成殺人魔頭。《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要探討的，正是一個隨時人人曾經為惡的社會裏，該如何講述歷史，審視與矯正其所帶來的社會創傷，走向共和的未來。易言之，「轉型正義」如何可能？

聯邦德國面對的首次「轉型正義」，肇始於二戰之後西方盟軍對納粹戰犯的審判、以及推動德國公部門與企業高層「去納粹化」的工作。但因冷戰之故，這波轉型正義於1948年悄然停頓，直到1960年代，隨著耶路撒冷大審判、法蘭克福大審判、六八學運、以及1970年代美國拍攝的《納粹大屠殺》（Holocaust ）電視影集在西德獲得極高收視率，納粹歷史才重新得到關注。

然而，臺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告訴我們，正視歷史記憶及其創傷之路，往往並不平坦。在二戰末期盟軍已經先做出決定，戰後德國戰犯審判與「去納粹化」政策執行的對象，將局限於審訊具有納粹黨籍的成員。這意味著，國際社會透過大審來審判主要戰犯，把戰爭罪責歸咎於個人之上，將「德國法西斯主義者」與「一般德國人」區分開來。這種對歷史傷害的處理，忽視了每個對納粹暴行噤聲共謀的尋常共犯，而在這個語境之下，我們才能夠真正明白漢娜．鄂蘭那著名的「平庸之惡」的意味——在「主要加害者」以外，如果沒有對暴行附和的「共犯」，大規模的屠殺根本沒可能發生。既然每個納粹治下的「受害者」亦可能是「加害者」，這麼複雜壓抑的歷史，並不是很多人願意重提，這同時使社會無法，也不應對納粹記憶作簡單的黑白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