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一生有限的岁月中，往往仅有少数机会，得以见证某种巨大历史结构的扭转。

我第一次有这种强烈记忆是在 1989。那年初夏哭过的泪与唱过的歌仍鲜明，年底便不可思议地在电视上见证，柏林围墙在欢呼声中被推倒── 那可是横亘在民主与“暴政”之间，森严坚实的“铁幕”最具体的象征；曾在《读者文摘》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中横断生死的柏林围墙。从小学习的那套善恶对立的世界图像，瓦解了；手上的课本，过时了。

再一次是 2000三月，我在龙潭空降特战部队 862旅41连的安官桌执勤，听到收音机传来陈水扁竞选总部的汽笛声。不到四成的得票率，居然，就这样扳倒仿佛会永远执政的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