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二战后婴儿潮的一份子，生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是吕大乐所说的四代香港人中的第二代。

我出生时，香港还是很匮乏。我开始懂事时家里住在长沙湾福荣街的一幢唐楼内。那里就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般，一个单位同时住上了多户人家。有些单身的，只能睡在把厕所天花改装成的“阁仔”。条件稍为好的，可以租到一格床位。这些租客真的是除了用租住的地方来睡觉之外，根本没有其他私人空间。一家人如果能在单位内租住到一个板间房，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家门后面的琵琶山坡上，全都是木屋。那里的生活条件便更差了。居民出入不便之余，煮食洗涤更要下山来取水然后挑水上山。风高物燥时，更受火灾的威胁。我家对面是一间大木厂。一晚深夜，我被嘈杂的喧闹声吵醒，往窗外一望，原来木厂大火，浓烟火舌不断往天空冒升，像要把周边的东西都吞噬掉似的，其猛烈程度，就像木厂遇到空袭似的。我看着厂内赤身的工人在火海中仓皇逃生的景象，几十年后至今不能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