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馬爾庫塞、阿倫特和賴希以哲學和心理學角度，嘗試回到民眾自身，尋找被現代社會原子化了的個體的法西斯精神面貌，那麽波蘭尼則從政治經濟學，為我們提供一種長時段、大範圍的宏觀視野，分析法西斯興起的歷史根源；如果現代科技官僚理性、邪惡的平庸和性壓抑，是每個人心內所潛藏的法西斯種子，那麼孕育其生長壯大的土壤，則是主宰整個19世紀歐美的自由放任主義政治經濟脈絡。

回到李嘉圖時代英格蘭了解法西斯

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英國政治經濟學家，他的時代也就是英國的經濟自由主義（或更準確地說，類近當代新自由主義般以放任不干預作修辭，實際上鞏固大企業壟斷特權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的黄金歲月。波蘭尼在其經典《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中宣稱，要了解20世紀初德國的法西斯運動，必須要回到李嘉圖時代的英格蘭。意思是說，自18世紀末19世紀初嶄露頭角、其後統治歐洲超過一世紀的經濟自由主義，是導致法西斯興起的歷史源頭。

19世紀的歐洲，是公認的政治與經濟自由主義堡壘。歷史社會學者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第四卷的書名，叫《中間的自由主義的勝利──1789-1914》（The Triumph of Centrist Liberalism—1789-1914）。他指出，自法國大革命後，「主權在民」與「政治常變」逐漸成為了歐美社會的共識。經歷革命洗禮後的世界，三種思潮乘機擴散，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共產主義互爭長短，最終自由主義「收服」了其他兩種思潮，獨領風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