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早已预告，今年梁振英为了部署争取连任，不会在施政报告里提出太过刺激港人的大动作。结果传媒焦点落在“警察增加学校联络主任”、“延长行人过路灯时间”，以及“一带一路”的空洞框架。在农业政策方面，施政报告部分采纳了民间的倡议内容，指“发展本地农业可以增加市民对食物产地的选择，亦有助善用土地资源，改善乡郊环境、卫生及保护生态”，更有可能博得部分农青的好感。可是，当我尝试把各条有关农业和土地的段落合并阅读时，却读出了新一阶段的开发计谋：政府以有限度的农业发展，换取业界和公众支持开发数以千公顷农地，一举冲破殖民地时代定下的规划制约。

笔者曾在另文指出，香港殖民政府为了减少对北京的依赖，从1950年代起大力发展香港的储水设施和农业。北京在1980年代开始加强对香港农业界的统战，吸引他们将农场从香港转到大陆，港英在后过渡期亦没有强力的农业政策回应，最终香港本地农业在1990年代急剧萎缩，至今蔬菜自给率低于2%。北京以控制香港基本物资供应以“锢身锁命”（张少强教授语）的长期政治计划，在一国两制白皮书中已经表露无遗。

根据渔护署最新的数字，香港农地面积因各类型的发展逐年减少，至2013年只剩4523公顷，当中超过80%长期荒置。现在的焦点就在于这些农地的未来。我认为，无论从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保护乡郊环境，以至在全球环境危机中减少碳排放，政府都应该全面保护仅余下的农地，制订长远政策，逐步以小农模式（联合国建议）复兴农业，令新界乡村重新恢复活力。更进一步，我们应该顺应21世纪的趋势，让农业从乡村“渗入”城市，大幅度发展城市农业，并在学校里加入农业和食物教育。土地正义联盟在一年多前具体提出，政府应将由康文署管理的1000公顷休憩用地拨10%出来发展社区农圃和“可食地景”（edible landscaping），将管理责任交给社区，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