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早已預告，今年梁振英為了部署爭取連任，不會在施政報告裏提出太過刺激港人的大動作。結果傳媒焦點落在「警察增加學校聯絡主任」、「延長行人過路燈時間」，以及「一帶一路」的空洞框架。在農業政策方面，施政報告部分採納了民間的倡議內容，指「發展本地農業可以增加市民對食物產地的選擇，亦有助善用土地資源，改善鄉郊環境、衞生及保護生態」，更有可能博得部分農青的好感。可是，當我嘗試把各條有關農業和土地的段落合併閱讀時，卻讀出了新一階段的開發計謀：政府以有限度的農業發展，換取業界和公眾支持開發數以千公頃農地，一舉衝破殖民地時代定下的規劃制約。

筆者曾在另文指出，香港殖民政府為了減少對北京的依賴，從1950年代起大力發展香港的儲水設施和農業。北京在1980年代開始加強對香港農業界的統戰，吸引他們將農場從香港轉到大陸，港英在後過渡期亦沒有強力的農業政策回應，最終香港本地農業在1990年代急劇萎縮，至今蔬菜自給率低於2%。北京以控制香港基本物資供應以「錮身鎖命」（張少強教授語）的長期政治計劃，在一國兩制白皮書中已經表露無遺。

根據漁護署最新的數字，香港農地面積因各類型的發展逐年減少，至2013年只剩4523公頃，當中超過80%長期荒置。現在的焦點就在於這些農地的未來。我認為，無論從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保護鄉郊環境，以至在全球環境危機中減少碳排放，政府都應該全面保護僅餘下的農地，制訂長遠政策，逐步以小農模式（聯合國建議）復興農業，令新界鄉村重新恢復活力。更進一步，我們應該順應21世紀的趨勢，讓農業從鄉村「滲入」城市，大幅度發展城市農業，並在學校裏加入農業和食物教育。土地正義聯盟在一年多前具體提出，政府應將由康文署管理的1000公頃休憩用地撥10%出來發展社區農圃和「可食地景」（edible landscaping），將管理責任交給社區，一舉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