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孕育知识分子的摇篮，一路走来，大学肩负着引领每个时代的使命。在这个创新科技秒速变化的时代，除了人才培养、创造知识的传统功能，大学更应担起把技术创新并转移到社会的第三个任务。

观察欧美经验，大学的功能很大程度由政府透过向它们提供资助而主导。自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意识到基本研究决定国家的竞争力，大规模资助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奠定美国科学研究以大学为核心的基础，重点资助的科研领域亦随时代转变，以鼓励大学积极回应当代所面临的危机。无独有偶，二战后很多欧洲国家都支持投放资源于大学的研究，冀有效促进应用研究，并进行商品化。

近年，香港也渐渐意识到大学知识转移的重要性。自2009年，为协助各资助院校深化其知识转移工作，从而带动经济、民生上的效益，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每年为院校拨备约5000万元额外经常补助金。然而，当我们审视香港院校获得政府研究资助的机制，便会发现来自教资会的研究拨款机制正窒碍大学知识转移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