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一种说法，是香港研究正在衰落之中，甚至正迈向死亡。本地议题不受大学教授重视，这是客观现实，但这种提法有趣的地方，是似乎在说香港研究曾经有过辉煌一刻，又或者今不如昔，这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从事香港研究的学者人数是否愈来愈少？以本地为题的学术专著数量真的大不如前？我作了一个粗略计算，发现客观情况可能和很多朋友的感觉并不一样。就以香港大学为例，过去十年间（2005－2014）以香港为题的社会科学、历史、法律、教育和地理的博士论文共有282篇。再看20年前的情况，在1985年至1994年期间，同一范畴的博士论文却只有23篇。再看学术成果，简单看看专门出版有关香港专著的香港大学出版社多年来的目录，同样发现上述领域的出版刊物数目，1985年至1994年间便只有32本，而2005年至2014年间却有181本。从这两组数目来看，从事研究香港的人士数目，不单没有大幅减少，反而在不断上升。就以个人学习经验来看，1980年代读香港政治，可供本科生参考的学术专著，来来去去就是迈乐士教授（Norman Miners）、刘兆佳教授和金耀基教授的几本“天书”。相比之下，今天的学生却幸福得多，不仅选择更多，而有关的学术专著也在不同的范畴有着更深入的讨论，而非只限于导论入门性质的读物，内容的更新也更贴近时代转变。

单一国家为本的地域研究近年渐被轻视

这当然并不是说香港研究正处于大热大盛的黄金年代。正如很多学界朋友指出，近年大学沉迷国际排名，着意大学教授要在国际重点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并以此来决定他们在的晋升机会，这就令不少学者对西方兴趣有限的香港问题望而却步，因而严重影响了香港研究的发展。我也粗略统计了几本相对对香港研究较有兴趣的国际重点学术期刊（注）近年刊登香港研究文章的数目，结果情况相当明显，这些学刊对香港的兴趣确实有限，在1985年至1994年间，这几份期刊加起来，大概一年只会刊出一篇香港专题文章。近十年的情况稍有改善，但也是一年只有两篇左右。就是说，重点研究本地问题的大学教授要在这些重点学刊成功抢滩，异常困难，这当然会严重窒碍香港研究的发展。不过，这种情况，也非香港研究独有，而是一种学术潮流趋势使然。对以单一国家为本的地域研究（Area Studies）近年逐渐为学界所轻视，国际学术界也普遍要求地域研究向学科研究（Discipline Studies）转型。主流的观点是不管以任何一个国家为案例的专门探讨，也不能只从本地角度、当地具体情况去作实证分析，而是应该把它提升到一个更具跨越场景（Cross Contextual）意义去分析问题，以求能和更多读者和专家产生共鸣，引发更广泛和深入的讨论。这种潮流下，重点学术期刊编辑对所有投稿者的一个标准问题是：那些对你文中着眼的国家的发展完全没有兴趣的人，如何可以从你的文章中有所得益受到启发？这个考虑，已成为了一篇文章能否跻身世界顶级的学术期刊的最重要因素。能否满足这种对理论层次提升的要求，是决定香港研究会否茁壮成长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