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雨傘運動的主力在於年輕人，而需要社區福利、關切基層服務則通常是老年人，這也是不利於泛民與傘兵之處。台灣有戶籍制度，投票選區直接是由選舉人的戶籍所在地決定，而不需要選民登記。在香港，儘管在區議會選前，有些大學出現號召學生從事選民登記的活動，但是其成效仍是十分有限。此外，單獨舉行的基層選舉通常不會引發熱烈的投票意願，畢竟投票需要花費個別選民的時間與其他成本。台灣去年底的村里長選舉投票率高達68%，那是因為在「九合一選舉」的風潮下，選民還可以一併投縣市議員、鄉鎮市長、縣市長的選票，提升了參與意願。相較之下，台灣最後一次單獨舉辦行村里長選舉是在2010年6月，結果那次只有55%的投票率，遠低於動輒七八成的全國大選參與程度。

因此，「傘落社區」雖然是高舉的理想，但是要完整評估雨傘效應，卻不能只用傘兵的當選與否作為單一指標。香港的雨傘運動明明是一場吸引全世界關注的抗爭，但是在高度扭曲的選舉制度下，這場運動的第一次政治考驗卻被迫是在一場只有幾百或幾十票就決定勝敗的選舉進行，等於要求世界杯足球隊員來較量刺繡針織，這並不是一場公平的比賽。

儘管有上述的不利因素，選舉結果顯示，北京並沒有成功地在這次區議會選舉有所斬獲。根據立場新聞的整理，建制派席少了11席，成為298席，而民主陣營（含泛民政黨與傘兵）則是成長了25席，獲得125席。在沒有政黨與資金的奧援下，8位傘兵順利突圍，甚至有些當選者更是擊敗了資深的建制派議員，更是這次選舉中的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