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娘胎到坟墓，中国女性随时面临生死攸关的暴力。这些暴力威胁，不能不说是她所处的社会、制度、文化结构造成的。

娘胎时，因父母长辈想要男孩，B超显影发现是女婴后，流产。如果母亲是张秉爱这样贫困家庭的女子，要更长的时间来攒够流产的手术费，可能得拖到胎儿五六个月大才流产（纪录片《秉爱》，冯艳，2007）。如果不幸投胎在山东省，赶上当地政府发起的“百日无孩”运动，不管你是男是女，合法的第一胎还是不合法的超指标胎儿，统统强制流产。万幸活到临产，但却是家里第二胎，计生官员和乡镇干部也要将你母亲抓去强制引产，纵使你哇哇哭，也是一样扔到粪池中。“粪池婴儿”成为许多人的噩梦，但被蛆吃了、分解了，就成了受欢迎的农家肥。

好不容易从娘胎里出来，因为是女孩，被父母装在行李包里扔在广东东莞路边。好心的湖南籍打工者看见了，捡起来喂养，取名“袁庆龄”，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名不同姓。春节过后，父母要外出打工，庆龄由姨婆代养。庆龄还不到一岁，被计生干部冲进家里以“非法收养”名义抢走，和其他因“非法收养”或超生被抢走没收的女孩，送进孤儿院，成为“邵氏孤儿”。父母们得到音讯赶回家找孩子时，孩子已经被政府孤儿院的“海外收养”项目以高额收养费（人均约5000美元收养费）“卖”到美国、荷兰等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