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副校任命风波，终于演变成校委会与师生之间的信任全面决裂，10月9日，超过4000名师生校友于香港大学集会以示对校委会的不信任与不满，这不但是香港大学立校以来第一次，就连香港高等教育有史以来都未见先例。然而在这众志成城的一夜，一直站在前线的人文学院院长Timothy O’Leary却发出近乎求救的呼声，他向已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呼吁：请不要弃助理教授们于不顾，不要放弃这所百年老校“ Don’t leave these assistant professors alone, don’t abandon this university。”其实这点求救的声音，更需向广大市民发出：不论你身在何职，请救救高等教育，不要让教授学者们孤军作战，不要置捍卫大学自主于不顾。因为若没有社会大众的支持，单靠教授学者，学术界的赤化一定阻止不了。本文我希望阐述教授在现行制度中，其实是多么的脆弱。

对，我们其实很脆弱。“教授”一般让人的印象往往是生活稳定，养尊处优，但其实这只适用于小部分已取得终身教职（tenure）的“副教授”或“正教授”。理论上，除非这些教授严重失德，否则院校不可解雇他们，用意就是要保护学术自由，不让权贵因某些学者的研究做成不便，就逼大学解雇他们。

一失教职，十数年努力尽废

然而，年轻学者在成为“助理教授”之后，不会自动得到终身教职，而要取得终身教职并不容易，他们必须要在六年内，在研究上取得过人成绩，这包括要从政府手上取得研究经费（为部门拿到钱是功绩一件），其间要全职教学，还要兼顾各种行政工作。老实说，一个为tenure作准备的教授要关心社会公义，多做一点，本来就非常困难。其间万一得罪高层，或得罪同事，或因为一些离奇原因无法从政府手上取得研究经费，那基本上就很难获得终身教职了。如果拿不到tenure，结果又如何呢？制度规定，必须离职。突然间，失业了。这些年轻学者为了取得教职，除了大学四年，还得经历六至九年研究院训练，投入资金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家境不好，又拿不到奖学金的，搞不好毕业时还一身债务，其间家人伴侣一直忍受着自己毫无经济能力，就只望自己终有取得教职的一日。试想想这些年轻学者，面对着强权的不公义，想着要发起捍卫“学术自由”、“院校自主”的抗争时，他们能不心生恐惧、投鼠忌器、生怕抗争失败后被秋后算帐吗？一失教职，十数年努力前功尽废，这是非常现实的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