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副校任命風波，終於演變成校委會與師生之間的信任全面決裂，10月9日，超過4000名師生校友於香港大學集會以示對校委會的不信任與不滿，這不但是香港大學立校以來第一次，就連香港高等教育有史以來都未見先例。然而在這眾志成城的一夜，一直站在前線的人文學院院長Timothy O’Leary卻發出近乎求救的呼聲，他向已獲得終身教職的教授呼籲：請不要棄助理教授們於不顧，不要放棄這所百年老校“ Don’t leave these assistant professors alone, don’t abandon this university。”其實這點求救的聲音，更需向廣大市民發出：不論你身在何職，請救救高等教育，不要讓教授學者們孤軍作戰，不要置捍衛大學自主於不顧。因為若沒有社會大眾的支持，單靠教授學者，學術界的赤化一定阻止不了。本文我希望闡述教授在現行制度中，其實是多麽的脆弱。

對，我們其實很脆弱。「教授」一般讓人的印象往往是生活穩定，養尊處優，但其實這只適用於小部分已取得終身教職（tenure）的「副教授」或「正教授」。理論上，除非這些教授嚴重失德，否則院校不可解僱他們，用意就是要保護學術自由，不讓權貴因某些學者的研究做成不便，就逼大學解僱他們。

一失教職，十數年努力盡廢

然而，年輕學者在成為「助理教授」之後，不會自動得到終身教職，而要取得終身教職並不容易，他們必須要在六年內，在研究上取得過人成績，這包括要從政府手上取得研究經費（為部門拿到錢是功績一件），其間要全職教學，還要兼顧各種行政工作。老實說，一個為tenure作準備的教授要關心社會公義，多做一點，本來就非常困難。其間萬一得罪高層，或得罪同事，或因為一些離奇原因無法從政府手上取得研究經費，那基本上就很難獲得終身教職了。如果拿不到tenure，結果又如何呢？制度規定，必須離職。突然間，失業了。這些年輕學者為了取得教職，除了大學四年，還得經歷六至九年研究院訓練，投入資金數以十萬甚至百萬計，家境不好，又拿不到獎學金的，搞不好畢業時還一身債務，其間家人伴侶一直忍受着自己毫無經濟能力，就只望自己終有取得教職的一日。試想想這些年輕學者，面對着強權的不公義，想着要發起捍衛「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的抗爭時，他們能不心生恐懼、投鼠忌器、生怕抗爭失敗後被秋後算帳嗎？一失教職，十數年努力前功盡廢，這是非常現實的難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