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校委会否决对陈文敏教授的副校任命，无疑是久而不闻其臭的校董制度最荒谬的一章。事件中，在冯敬恩大胆披露校委的荒谬言论后，进入公共视野的，是一大堆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学术界言辞，党报、校委和支持校委的决定者，都拿“论文引用率”、“有没有博士学位”来攻撃陈文敏教授的资历。

在《城市论坛》上，港大教育学院副教授李辉公然以“影响因子”来证明自己学术影响力比陈文敏高出“200倍”；新闻报道香港大学“排名下跌”，电视报道强调大学“博士生比率”和“论文引用数”是排名的考虑因素。舆论之中，往往以量化评量为指标，将“教育”和“资历”简化为google scholar的数字，而漠视了教育真正的意义。

今日的大学争相以论文数量来评断教员，以排名来区分大学，其来有自。早在1990年代，大专教育便出现重大“改革”，教资会将大学视为一间企业，设定各种方法，以“质素保证”之名，评审大学和教员。今天以圣旨姿态进入公众视野的“论文引用率”、“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便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