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次介绍了东京大学学者平野聪《“反日”中国的近代史》如何细述中华天朝如何不想摆脱朝贡体系、上下礼智的道德化政治的模式，直到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输给日本这个近代国民国家，才勉强接受西方万国平等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而不情不愿被迫进入西方近代的世界观，之后便要重新发明各种故事（历史叙事）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中华文化或者有几千年历史，但认为自己是中国民族，有资格有份参与政治（或被代表参与政治）的想法，只是100年内的事情。

从清到近代中国的国家构造的故事转变，是借用了近代日本以国族与民族的框架去理解事物。梁启超写的“中国史叙论”就是用了日本东洋史的一套普通中国人的故事取代皇朝史、鲁迅排击礼治以文学创造“中国普通人”的故事、胡适发明当代白话文等等现代世界的认识框架，平野都认为是以“日本这个他者的近代国族的梦”来当成自己的梦想。

而当年武功得来的东西，变成了“核心主权领土”，问题是如何把这些人变成中华民族一分子？书中介绍了一个小故事，说当年留日的官员，还拜请东洋史泰斗内藤湖南介绍京都西本愿寺的主持，原来想与达赖喇嘛建立关系！因为输入了近代西方与日本的民族论述，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从排满因应政治需要变成五族共和，然后汉族还能领导其他少数民族——这时候满、蒙、回都变成从属汉族，以至秦懀在官方立场也不能是民族汉奸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