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間，區議會在香港已經有30多年的歷史。當年，港英政府推行地方行政，成立18個區議會，議會政治首次在香港的基層紥根。雖然早在區議會成立之前，市政局已經有民選議員的制度，但因為市政局的選區範圍比較大，市政局議員及當時的政治團體的姿態也比較高，強調專業與精英，也沒有機制推動基層市民直接參與。因此，區議會以「小選區」的形式，以關注「文娛康體及環境衛生」事務為焦點，對推動基層的投入產生了明顯的刺激作用，也開放了一個新的渠道，讓地區領袖及關注民生的組織爭取走進這一體制，成為香港民主化及議會制度的重要發展里程碑。如果區議會能夠與在各級議會同步因應香港政制改革的過程發展下去，它應該會成為推動基層參與社區事務及發揚議會文化的根據地。可惜事情發展沒有人依循這個的概念上的「正態」。

近日，有傳媒再一次揭發區議會在審批各類社區活動的撥款過程中，經常出現自己人批給自己人的情況；同時，又有報章報導，2013年特首提出撥給各區區議會一億元的社區重點項目經費，大埔區議會在審批項目建議方案時，擬斥資5000萬元在林村許願樹廣場蓋建舞台，中標承建商的董事局內，竟然包括當區區議會的主席及資深議員。而負責審批的「甄選工作小組」，成員中不乏與這些「既是董事也是議員」的人士有着緊密的商業關係。有報章社論因而認為區議會已經成為「腐化溫床」。

明白內情的人士都清楚知道，上述情況在各個區議會中十分普遍，而且並非始於今日。回歸之後，特區政府面對認受性危機，刻意加強區議會的責任和權力，除了重新加入委任議席之外，更以各種名義為區議會提供更多的撥款，明年更會大幅度增加區議員的薪酬，以增強區議會的政治能量。從某個意義上看，這一種做法也屬無可厚非。如果區議會能夠謹守崗位，增加其職能及權力可以推動地區民眾的積極參與，也可以透過區議會去推動議會文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