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缺失是当代中国的致命问题。“加强社会管理”一说，恰恰有悖于社会的规则，因为社会的核心是自治，不是单纯依靠他律，尤其是行政权力的指导。如果从动态的稳定来看，需要“大社会、小政府”的格局，但是这种观点迄今难以成为实践。虽然前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刚刚翻身落马，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观点会被放弃。2011年，周本顺在《求是》撰文，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批评了“小政府、大社会”的认知误区。

当政府是全能的，必然会面对全能带来的种种问题。汶川大地震之后公众对红十字会的质疑，也是涉及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介入社会的理由常常是加强监管，避免社会犯错，所以有“加强社会管理”一说。但是政府本身并非不犯错误的天使，政府介入社会常常会催发出很多新的问题。由于行政的高度介入，行政本身又缺乏监督，使得社会组织具有了政府组织的属性，缺乏有效的监督。包办常常成为包不办，不仅自己不办，其他个人或机构也无法办，各种官办慈善组织对慈善的垄断即是一例。

社会自治不等于排斥任何他律，比如法律。自治和法治（不是法制）互为表里，社会在法治框架内按照自身的规则发展，不是按照行政权力的指示运作。立宪政府、自由市场、自治社会的三元分立，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格局，三者之间形成制衡。知识分子主要栖身于社会之中，如果社会自治，知识分子可以形成知识阶层，不再是孤立的分子，也不再是隶属于政府的单位人或隶属于市场的经济人。学术共同体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思想学术的兴衰往往和社会空间的大小有着密切关系。加强社会管理，拒绝开放社会空间，只会使得知识分子自身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只能通过和权力结合或者和经济结合开拓空间，最后出现政学商一体的最坏结果。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和社会空间的逼仄有着直接关系。在政治学界流行“善治”的说法，强调政府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性，但是这个词语依然带有强烈的由上而下的治理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