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鬼王對決白米炸彈客:台灣農業辯論

我們不要只有浪漫悲情的小農故事,亦不要只有重視單一效率因素的企業農,我們應有更多農業的新想像。

江昺崙

刊登於 2016-04-19

#台灣

圖為台灣雲林縣的稻田。攝:Reuters
圖為台灣雲林縣的稻田。

最近「白米炸彈客」楊儒門與「文青別鬼扯」的劉志偉,在網絡上掀起一場爭執。因為雙方立場的對比,我們可藉此機會,討論新政府未來農業路線的兩種走向:一條是走向排除家庭式農場,以高度垂直整合、強化競爭力的外貿路線;一條是被貼上「文青」標籤的農業保護主義。

這兩種路線各有什麼好處?劉志偉為什麼要集中火力,抨擊楊儒門與「文青」路線呢?

「白米炸彈客」與 「文青別鬼扯」

楊儒門是草根農村子弟,2004年因看不下去農村逐漸衰敗,並抗議政府為了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而犧牲稻農,在都會區隨機放置自製炸彈,內含一包白米,上面寫着「不要進口稻米,政府要照顧人民」。其造成社會恐慌,但同時也引發輿論關注農民生計議題。

之後楊儒門向警方投案,坐了兩年多的牢。2007年出獄後,「白米炸彈客」儼然成為弱勢農民的代言人,開始創辦「248農學市集」替農民銷售環境友善的農產品,並鼓勵農民跳脫盤商控制,讓生產者與消費者面對面交易,互相溝通提攜。2015年因柯文哲市長推薦,楊擔任台北農產公司的董事。進入體制之後,他一方面被寄予改革農產運銷的厚望,一方面也變成了各種政策的爭議焦點。

爭議另一方「文青別鬼扯」,這是在Facebook上一個專門探討農業的粉絲團。團長本名劉志偉,綽號「鬼王」,是紐約州大學賓漢頓分校社會學博士,專長農業體制發展,現在在嘉義縣政府工作。他跟一群農牧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員,試圖建構一套農業發展論述。他們論述主旨就是先去掉「文青式的想像」,強化台灣農業的競爭力。

他們指出:台灣有一群關心農業的「文青」(文藝青年),總是重複一套「浪漫化」與「悲情化」的論述,讓社會大家誤解農業的本質,也會製造一些錯誤的農業想像。他們就必須扮演類似「流言終結者」的角色,去揭穿一些農業的錯誤觀念與謊言。

劉志偉本身認為,台灣農業目前的問題在於不夠「現代化」,農民普遍缺乏現代企業經營的觀念,而專業技術、產銷物流及政策體制等,也都無法跟上時代。未來若是被迫加入更多自由貿易協議,那麼台灣保守的小農體制可能會遇到很大危機,所以必須徹底從專業、技術及觀念等各層面改革,才能挺過自由貿易的巨浪。

「文青別鬼扯」槓上楊儒門

楊儒門作為「小農文化」的象徵,經常被「文青別鬼扯」團隊當作「文青化」的負面例子。從2015年的「市民農園」的爭議,劉志偉等便撰文〈柯P啊,別被文青矇了〉,指出市民農園並不能解決農業的問題,只是「異想天開」的文青想像。同年蘇迪勒颱風過境後,楊儒門提議將農民的落果製作成加工品,「文青別鬼扯」也刊了一篇〈鬼扯落果很落漆〉,指出落果因為有細菌污染的風險,批評楊儒門非常不專業,是用「夜市文化」的角度在思考。

2016年,「文青別鬼扯」作者群更密集寫出〈再談行銷,農業就被你們玩死〉、〈你搞得我好亂!!!〉、〈柯P啊,農業豈能當噱頭?〉系列文章,抨擊楊儒門一再強調的「農業行銷」搞錯方向。他們認為,農產品本身的品質才是關鍵,「文青」所談的行銷只是不切實際的花邊作為,對農業發展是徒勞無益。

近期論戰導火線是「Lin bay好油」(文青別鬼扯團隊作者之一)所寫的一篇〈柯P改變成真?「換人得利」才是真的〉,指控楊儒門在台北農產公司改革不力,只會推動無關痛癢的「營養午餐有機蔬菜」。該文引發楊儒門激動地撰文回應,反抨擊文青別鬼扯的學者群「靠放話壓低價格配合盤商壓搾農民」。

總結起來,雙方雖有意氣之爭,但還是可以整理出一些觀念差異,反映不同的農業發展邏輯。我曾在4月5號撰文指出,這代表「企業派 v.s. 小農派」的路線之爭。「文青別鬼扯」粉絲團稍後便發表聲明回應,認為其跟楊儒門的恩怨「並非」路線之爭,不過他們在聲明中敘明了自身理念是:

「....重新整理脈絡後,大家就能清楚發現,此次我們與楊儒門之間的衝突根本與『企業派 VS 小農派』間無關。首先我們要澄清的是,『文青別鬼扯』支持的是有效率有效益的農業,而非只會靠國家補貼、毫無經濟效益的農業。如果我們只支持企業,為何我們會一直讚賞從事設施農業的小番茄農呢?如果我們只支持大農和農企業,為何還批評台糖或某些小地主大佃農的既得利益者呢?有些人或許弄不清楚,但沒關係,我們今天講清楚,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沒有生產效率、能不能賺錢。」

農業自由貿易論述前哨戰?

從這則聲明可以很明顯看出,其所主張的農業發展重點是「效率問題」;而「效率」觀念與目前新自由主義下,講求跨國分工的概念是一致的。

例如說,劉志偉本人在現實當中,串聯許多青年豬農、農業經營者,組織了「台灣養豬青年聯盟」。他們在聯盟成立宣言中呼籲:應用新的經營方式,強化畜牧業的競爭力,並希望政府積極回應未來美豬進口造成的衝擊:

「自1980年代起,國際貿易自由化已成為難以抵擋的世界潮流。面對全球化帶來的嚴峻挑戰,我們認為政府與產業應選擇正面迎戰,而非自我邊緣化。包含農畜業在內的各項產業發展,更應跟隨貿易自由化的腳步,做好轉型工作,提升競爭力。」

由上述聲明推斷,劉志偉等人堅持的路線,實際上是諸如TPP等自由貿易協議的代理論述。劉志偉以及許多支持自由貿易的經濟學家,都會從自由貿易的「比較利益法則」來切入,亦即假想各個國家都能專心生產優勢的產品,然後互相交換,讓各國都能獲取自身的最大利益。

例如說台灣與紐西蘭簽訂FTA(台紐自由貿易協議),紐西蘭用台灣自行車(舉例)來交換奇異果的關稅,雙方就自己國家的優勢來做交換,彼此能得到最佳的生產效率,但卻有可能損及紐西蘭的輕工業以及台灣的農牧業(不過台紐FTA並沒有像ECFA的服貿協議一樣,引發台灣社會的反彈)。

這種觀點,鼓勵各國強化既有產業優勢,並設法讓弱勢產業退場或轉型,其巧合地接通了未來民進黨政府的主張——蔡英文三番兩次將加入TPP當成政見,甚至當選後立刻要求準閣揆林全籌組「TPP小組」。

在此情形下,文青別鬼扯與楊儒門的江湖恩怨,或許可被視為是台灣農業在自由貿易浪潮下的論述前哨戰:劉志偉代表自由派、強調農企業經營模式與迎接「農產貿易戰爭」的理路;而楊儒門就代表目前台灣多數的家庭式農場(多為兼業稻農),以及背後的農業保護主義概念。這兩造的戰爭,也就代表了未來蔡英文新政府的農業政策的分歧,是加入TPP之前必然會面對的小農存亡之戰。

稻米何以不可或缺?

要討論台灣農業的困境,我們必須先釐清各種不同作物的產銷結構。比方花卉跟稻米的結構就截然不同,放在一起討論,很容易出現認知上的錯誤。

簡單來說,國際貿易戰爭中的農業,可粗略分成「糧食作物」及「經濟作物」兩種。在貿易談判中,各國都希望盡可能保護自己的糧食作物(或者文化作物、地域作物、社會性作物等等相似概念,如日本在TPP談判中堅守的「五大聖域」),同時也希望擴張經濟作物的出口,所以這兩種作物在談判中會產生矛盾,農業並非鐵板一塊。

台灣最主要的糧食作物就是稻米,楊儒門放了白米炸彈後,成為了類似稻農、農村價值的代言人。其所代表的,就是整個稻作生產體系的困境:稻米的「經濟價值」相對其他花卉、水果來說比較低,不過卻是基礎民生物資,所以稻米產量及價格必須非常平穩。也因此過去稻米被視為戰略作物,在二戰期間到1970年代初期,其產銷都是由國家嚴格控制。

而在冷戰年代,美國透過政治及文化影響力,大量輸入小麥、大豆及玉米等糧食作物。美國人大力推廣,號稱吃了可以美白高帥的小麥製品,台灣人也隨之改變了飲食習慣,慢慢就出現了稻米生產過剩的狀況,於是政府就以「水旱田調整」的名義,鼓勵水田休耕以減少稻米產量。這段美援的歷史,在劉志偉的著作《美援年代的鳥事並不如煙》裏面有很生動的描寫。

但就算調整以後,稻米產量還是節節下滑,2002年WTO開放稻米進口,我國每年更要被迫進口將近13萬公噸的外國米,本土稻米面臨強烈衝擊,只能維繫於農委會的保價收購(公糧)政策、休耕補助及老農津貼等等補助政策,稻作就如同插上葉克膜一樣勉強維持生命。

但是,我們可以就讓沒有生產效率的稻作消失嗎?──反正我們也可以進口外國的糧食?

基本上,稻米在台灣社會不可或缺的理由,就在於它的安定性。台灣農村已經形成固定機械化、專業化的稻作產業,是目前許多農家能繼續透過土地生活的條件之一。萬一有天政府不再支持,許多老農大概只能選擇放棄農業。

另一方面,糧食作物也因為是農家的生活物質基礎,千百年下來也形成了稻作文化,台灣農村的歲時祭儀很多都是跟着生產的節奏而走,在過去沒有機械化的年代,農忙時期需要大量的人手,更是牽動着農村全體成員的四時生息,形成台灣傳統文化的重要肌理,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

縱使不考量文化問題,在當代社會中,稻作也是穩定農村社會的重要關鍵,而農村又是台灣社會安全網的「安定結構」(農村是都市失業人口、高齡人口安養、幼兒照護的緩衝地帶)。假使稻田逐漸減少,而台灣又無法等量增加小麥、玉米等等轉做五穀雜糧的面積,那就會影響到台灣整體社會的結構安定。

這會是件動搖國本的事情,如果光用表面的經濟效益來看,看不出來問題嚴重性。

「進攻型農業」視野背後的詰問

而「文青別鬼扯」的討論主軸並非「糧食作物」。劉志偉認為農業的未來,在於增加作物的競爭力;而所謂糧食自給率則是個假議題──因為我們再如何壓低糧價,也無法和美國便宜的五穀雜糧競爭。他們認為,放棄「無效率」的作物、放棄保護主義,是必須妥協的事實;劉志偉甚至很直接地說:「現在已經不是政府敢不敢的問題,而是在WTO架構下,早該取消公糧收購政策。如今台灣要加入TPP,取消公糧政策已勢在必行。」

劉志偉比較傾向討論的,是經濟價值較高的畜牧、蔬果及花卉產業,而這方面「文青別鬼扯」確實聚集了不少專家及第一線的經營者,針對許多台灣社會相關的流言、誤解,寫出很多戳破盲點的優質好文。

我們當然同意畜牧、蔬果及花卉等產業應該要積極提昇專業技術、經營管理及產銷體制等等層面。但最重要的,還是要談論那些「戰力外」的作物,尤其是稻米產業未來該何去何從?

蔡英文選上總統後,積極拜訪各項產業,她在3月初前往嘉義進行農業座談會;身為嘉義縣政府主管之一的劉志偉當天也出席了座談會。報導指出,蔡英文參觀了洋桔梗、蕃茄等高經濟價值的作物,提出成立「農產品出口管理公司」的概念。蔡表示,將在加入TPP及各式自由貿易協定的前提下,全力扶植發展「進攻型農業」,提高農業產值;其思維和劉志偉頗為一致。

我們可以反詰劉志偉及新政府四點:

首先,為什麼農業發展的討論,總是以「加入TPP是銳不可擋的趨勢」為前提?難道保護生計及收益比較弱勢的社群,不也是政府的責任嗎?目前台灣都是用津貼式的福利政策來支撐農村結構,例如老農年金、休耕補助等等;這樣消極的政策不能真正改變城鄉日益失衡的狀況。更何況自由貿易政策,就是要犧牲各成員國小農戶的生產基礎,讓位給跨國的農企業;如此「以加入自由貿易組織為農業發展前提」,真的是照顧農民的政策嗎?

此外,劉志偉也沒有提到,在WTO多邊會談上,許多南方國家不斷在大會上提倡「農業例外」,因而在杜哈、香港及峇里島的回合談判上,都無法形成國際共識。農業生產作為糧食、社會安全基礎,也是各個國家都極力保護的,為何台灣作為獨立自主的島國,會主張放棄自身的糧食主權呢?

再者,所謂的「進攻型農業」會擴大鄉村地區的貧富差距,造成大量「失敗轉型」的農民離農、離鄉。劉志偉也曾預言,未來取消公糧收購之後,將會「釋出」5萬公頃的水田,這些數據背後是否代表有大量的農家要另覓生計,而其背後的高額社會成本、環境成本,台灣社會又如何負擔得起呢? 最後,以人道主義而言,農業積極出口的政策,是否又會壓迫到他國小農的生計呢?

台灣農政體系問題

若認真檢討整個農政體系,目前台灣的基層行政單位是各個鄉鎮市區公所,配合的「農民團體」是地方農會。但各公所並不一定有專業的農業行政人材,權限及行政資源都非常小,沒有能力就地方產業進行行銷及技術輔導。而掌握資源的農會,卻也因選舉制度、派系競爭關係,資源未必能整合。都市型農會光是收租金就能賺大錢,卻沒有發揮農業推廣的作用。另外這兩種地方最基層的農政單位,並沒有任何協作關係,幾乎很少有合作機會,大多是因為選舉、派系傾軋而空轉。

所以說,農業體系真正的問題,並非出在天真浪漫的「文青」身上,也不會是楊儒門一個人。實際上,農政單位對於農業結構掌握的程度非常有限,公所只處理行政與統計等等一般行政業務;農會也沒有行政實權,因此地方的農發規劃經常處於空洞的狀態。

以今年主計總處正在進行的「農業普查」為例:因為台灣目前農業部門不必繳稅,所以政府掌握農業統計資料有限。普查原是掌握農情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以目前的家訪方式,普查員都是由鄉公所員工或相關臨時人員充任,根本沒有專業背景,也無法掌握受訪者的確切狀況(例如口頭詢問農家收支等等);調查出來的結果,一定跟現實有所落差。以此案例來看,地方農業行政明顯出了問題,而更高層的農政單位,又如何能回應基層改革的真正需求呢?

另外針對農會體制的弊病而言,台灣多數基層農會的腐敗也不是祕密,很少有農會會將資源投注在推廣股,反而是將主力放在金融部門,讓各地農產品推廣出現極大落差。農會如果有認真做事的總幹事、推廣股長,就能給予農民很大的支持──例如三星農會把原本廉價的蔥,打造成搶手的「三星蔥」,並透過農會供銷系統,穩定和農民收貨,讓地方的蔥農獲得穩定的利潤;這是非常正面的案例。 但假使農會不夠積極,當地農產品價格如同死水一樣靜止不動,農民就只能靠自己打拼,或者種植價格不穩定的蔬果、和天氣、市場拼輸贏。只要賭到市場供不應求就大賺,反之則慘賠,導致時常看到市面上菜價崩盤的現象。

這些都是農政問題的冰山一角,如果「文青別鬼扯」能提出夠多結構性的改革建議,而非總是批判單一人物、現象,讀者也能較為精確地理解農業的現狀。

期待更多農業新想像

在這個時刻討論劉志偉和楊儒門的爭議,很大一部分是希望回過頭來,檢視目前現行的農業發展抉擇,與新政府的經貿政策。這不是隨意扣劉志偉帽子,而是希望透過這次論爭及相關討論,開啟更深刻的對話,讓台灣社會更能聚焦在根本的結構因素上。

台灣農業是否能走出零細農與企業農二分的路徑,以「社群主義」或「團結經濟」概念,以小農合作,擴大水平連結的方式,來強化生產端的能量?我們有沒有辦法像是勞工自主企業一樣,從家庭農業出發,組織個別農民成為大型單位,強化集體議價的力量,進而發展出能跟跨國資本與體制對抗的合作系統?說到底,我們不要只有浪漫悲情的小農故事,亦不要只有重視單一效率因素的企業農,我們應有更多農業的新想像。

(江昺崙,國立台灣大學台文所博士生,現於彰化溪洲鄉公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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