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跨界理论》书摘｜翻译女性主义后，能“用主人的工具拆掉主人的房子”吗？

【编按】：本文为华语语系研究理论学者史书美的新书《跨界理论》中“翻译女性主义”一章的部分内容，这章从后殖民理论学者史碧娃克在台湾的一个茶座讲座中的小小冲突讲起，探讨在翻译脉络下对女性主义的认识。端传媒获联经出版社授权转载。在这本书中，史书美探索台湾在地论述的跨界思维与实践，发掘并批判不同层次的权力关系与各种阶序（如种族、殖民、性别、知识等）的运作，并以这样的批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有创意、符合在地社会文化实况，又有一定程度普遍性的理论思维。现标题为端传媒编辑所拟。

“Feminism”一词在台湾有两个不同的华语翻译：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两个不同的翻译的区别在于每个译名的第二个字：权和性。

至于“女性主义”这个词，我只想说任何自称是“女性主义”的运动或思想必须与这个词的西方起源相协调，尽管有关女性的能动性（agency）的类似思想早就存在于非西方的很多地方。因此，这个词的使用，不论是不是有问题，都蕴含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密切关系。由于西方的认识论特权使它的批评者都促成了它的流传的不断扩大，以致这个词拥有了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的价值。和其他任何起源于西方的概念一样，这个词的传播，获益于西方蒸汽机、飞机、电脑这些东西以及优越的武器装备的优势， 支撑起其预设的普遍性（universalism）。

“Feminism”一词在台湾有两个不同的华语翻译：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两个不同的翻译的区别在于每个译名的第二个字：权和性。在不同的语境里，权可以有权利（rights）或权力（power）两个意思，所以女权主义有两种可能的字面意思，分别为“女性权利主义”或“女性权力主义”。而许多传播“女性主义”概念的著作和实践，已经把第二个含义与第一个含义区分开：女性的权利不等于女性的权力，因为权力暗示与男性的权力斗争。相反，拥护女性的权利是为了寻求男女之间真正的平等，这也应该是男性们所希望的。

另一方面，因为“性”一字多义，可以是性、性质或性别的三重意义，所以女性主义可能意味著“女性的性本身”、“女性的特质”或“女性的社会性别”，强调女性区别于男性的独特之处，倡导妇女的性自主权和性自由，或者社会性别取向。因此，女性主义在台湾的脉络中，至少在其一九七○年代的演绎中，被称为“新女性主义”，从而摆脱“女性”一词的三个含义可能导致的各种麻烦。

《跨界理论》

作者： 史书美

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3/08

“女性主义”一词的传播和本土化在这个例子中是不可预期的。在翻译的行为中，有两组差异上演：一方面是原文及译文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不同翻译版本之间的差异。台湾女性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之间，不同版本的译名之间以及这不同的翻译对台湾的女性意味著什么，所花的商讨之功几乎一样多。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本地华语含义之间而非与原文含义之间的不同的探讨，往往受到更大更多的警觉性的注意。

由于台湾学术界的女性主义（academic feminism） 的兴起， 被翻译为女性主义的“feminism”成为二十世纪后期通用的词汇，而有关性权利的话语与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一起越来越受到注意。在通俗的用法中，这个词在社会上仍然被很多人质疑，有碍于这个词被误解为拥有性别极致化的倾向，甚至积极参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女性都不一定愿意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但在学术界的女性主义，引人注目的却是缺少在第三世界的脉络中反对西方女性主义（如莫汉蒂〔Chandra Mohanty〕那样）的声音，这是前文描述的史碧娃克和本地女性主义者相遇的重要潜在背景。毕竟，对在场的本地女性主义者来说，史碧娃克并不被看作是印度的女性主义学者，而是一个美国（尽管很多人知道史碧娃克拒绝成为美国公民）或西方的学者，只是刚好把印度作为她研究和学术活动的领域之一。

在学术界的女性主义，引人注目的却是缺少在第三世界的脉络中反对西方女性主义（如莫汉蒂〔Chandra Mohanty〕那样）的声音，这是前文描述的史碧娃克和本地女性主义者相遇的重要潜在背景。

第一，其他任何来自印度的印度女性主义者不太可能被邀请到台湾。第二，台湾的学者并不一定熟悉西方学术界对史碧娃克或任何其他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著作之批评或抵抗。在所有译入台湾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由于史碧娃克对后殖民的注重以及她对另一个“亚洲”（南亚）脉络的关注，因而也许与台湾的情况更为相关，但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女性主义对巴特勒（Judith Butler）、克莉斯蒂娃或西苏之理论的使用也非常的广泛。

例如，一本顾燕翎主编，由九位本地女性主义者起草的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教科书《女性主义理论与流变》，其各章节的标题对西方的女性主义者来说毫不陌生，而且好像西方的女性主义被看作是普遍的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女同志理论及酷儿理论、后殖民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等。

由于台湾连续性的殖民主义，其中包括当代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的特殊情况，台湾女性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断断续续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从一些台湾原住民部落，如果不是母系也至少是偏母系的社会之观察讲起。另外，历史学家们曾经指出，在十七世纪最初汉人来台定居的时候，定居者们不得不充分利用所有可用的劳动力来“开拓”土地，而这诚然是一个典型的定居殖民主义观点的叙事。同时，这意味著定居者中的女性劳动力受到很大程度的重视，因此当时定居者中女性与男性的地位比之前在中国更为平等。

但随著定居殖民变得更成熟，旧中国的性别观念不仅开始介入也变得越来越死板（杨翠: 32-37）。这是被称为“移民泡沫”（immigrant bubble）现象的一个实例，旧日的规范从起源地的语境中脱离，但像僵尸一般残存，仿佛在时间中凝固了，变得更为死板。这种移民泡沫的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的本质也使定居者与原住民以及他们母系传嗣的做法疏离。原住民，当时被称为 “熟番”（指那些生活在平原的“番人”）和“生番”（指那些生活在山区的“番人”），后来被称为“山地同胞”，成为恒常被压迫的对象。这种情况历经岛国历史所有断断续续的动荡而持续恶化。

台湾女性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断断续续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从一些台湾原住民部落，如果不是母系也至少是偏母系的社会之观察讲起。

故事接下来的部分是在日据的一九二○至三○年代对西方、日本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译介。这些运动被译介，主要为的是非原住民的汉人提高了女性自我意识。然而，当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在一九四五年结束，这一章的历史在国民党一心清除日本影响（重新）汉化台湾的极权统治下被彻底抹去。当一个更自觉的女性意识在一九七○年代初浮出水面的时候，日据时代的先例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遗忘了。直到一九九○年代，通过系谱学的方式向日据时期的妇女运动追溯才成为可能，从而将表面上断断续续的台湾女性主义的历史，重新诠释为另类形式的延续。日本殖民时期妇女解放的努力，现已被看成为台湾定居者女性运动新的系谱的第一波浪潮，作为开拓的努力，为后世的开垦松动了原先干涸的土地。

这段历史的断续表明，一方面，在创造本土历史中缺少本地的能动性，但它也突显出来某种可以称之为台湾女性主义中跨国的内涵。日据时期，民众和思想在台湾、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流动带来的经过反复译介的西方思想，是这一早期女性主义出现的最基本的条件。为了与后来跨国主义的形式相区分，我们可以把这日据时期的女性主义称为殖民跨国主义（colonial transnationalism）的一个例子。

由于殖民主义和现代性之间矛盾的结合，殖民跨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情境既记录了殖民主义强加给台湾的、对外国势力被迫的开放，也记录了殖民时期汉人居民乐于接触其他文化。日本殖民主义以殖民现代性的形式为殖民地带来了某种现代性，这必然导致多重的、矛盾的后果。至少可以这样说，这两种接触——殖民主义和现代性——的关系颇为复杂。马克思曾错误地把前者当作是后者的条件，好像殖民主义几乎是一个必要之恶，或者说对亚洲历史的发展有终极性的帮助（见Avineri）。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加掩饰地以欧洲为中心的。还有人认为西方殖民主义造成了被殖民国家文化上更加杂糅因此更加世界主义／大都会，甚至比西方的宗主国本身更甚（Buell）。作为历史的后见之明，这种观点的出现主要问题在于它对后殖民世界主义的赞扬不经意间错置了殖民主义的创伤。

此外，它没有对不同种类的混杂性（hybridity）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之间做必要的区分：混杂性和世界主义可以是被强迫的，也可以是自取的特权，和个体的权力地位有关，必须分别清楚。考虑到这点，学者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和米格诺鲁排斥时髦的后殖民的话语，而主张“去殖民”，旨在重新聚焦于导致了实际的政治和文化后果的殖民地的解放行动和话语的能动性，从而使我们可以远离那些模棱两可、并且往往削弱分析的去政治化的混杂之谈。

日据时期女性主义思想的跨国流动，曾经是由在日本和中国留学的台湾学生促成的。日本作为台湾女性主义的中介的一个突出例子，是一九二八年的“红色妇女国际”宣言，这是由一个在上海的台湾知识分子们提供的性别化版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这一宣言的发布恰逢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一个分支和团结对象的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其中台湾共产党的成员包括著名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谢雪红。她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在父权体制下一直饱受侮辱，直到她后来在日本接受教育，并活跃在中国和台湾（陈芳明；杨翠 148-149）。

这个左翼妇女国际的成立本身就是一个多重调和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在这一段时间内，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抱有批判态度的。后来许多日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作家们很快经历了意识形态的转化，声明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接受日本帝国主义。但一九二○年代末直至一九三○年代，却是见证了一个横跨日本、台湾和中国的包括女性、男性都在内的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联盟。同时，台湾有对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个相当全面的介绍，而有关西方女性主义的翻译文章也源源不断地发表在当时主要的报刊杂志上。

在杨翠书写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日据时期的妇女运动史中，她指出了台湾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贯矛盾，当涉及本地女性时，却是例外的。

正如许多被殖民国家的解放运动一样，在殖民宗主国接受教育，是被殖民者以殖民者自己的规则击败他们的一个重要策略，这种思想和政治结构是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在印度的背景下提出的民族主义的“衍生话语”（derivative discourse）的潜力和局限的问题之基础。也就是说，是否人们真的能够，用洛德（Audre Lorde）的话说，用主人的工具拆掉主人的房子呢？对于台湾本地女性来说，和其他殖民社会一样，她们在殖民的组织结构和性别等级中，大致被指定了特定的角色，但殖民的性别体系由于原住民女性受到的另一层压迫而复杂化了。日本殖民政府采用典型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建立了由本地汉族女性组成的名称明确的队伍“讨伐番界队”，以彰显汉族女性比原住民女性更文明，并把后者毫不含糊地称为野蛮人，是需要被征服和镇压的对象。这里汉人女性借著日本殖民主义之势，或者说被日本殖民主义所利用，更加深了对原住民的压迫。

在杨翠书写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日据时期的妇女运动史中，她指出了台湾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贯矛盾，当涉及本地女性时，却是例外的。她指出，台湾的男性知识分子当时对于本地女性的问题，甚至对她们一些最激进的方面和最具争议的措辞，都给予了同情的聆听，并把这些看作是反殖民的现代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的权利（除了帮助殖民者管理原住民之外），同样缺乏甚至最基本的人权，男性和女性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认为他们的命运是密切相连的。因此，相较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女性主义对本地女性来说，其在广义上没有与民族主义的诉求相冲突（杨翠 83-93）。

相较日本、中国和西方的女性主义，台湾女性主义日据时代的殖民跨国主义有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由于在严密的殖民管治下没有参与政治的可能，台湾女性主义者没有也不能主张政治权利，因为担心受到迫害。其次，台湾的女性主义由于其边缘化的位置，多半是中、日女性主义知识的接受者，而这些知识在台湾必然本地化的特质和内涵，并没有反过来影响其来自或曾通过的地方。第三，由于涉及原住民女性，台湾汉人女性主义无论有何成就，都立刻背上种族不平等和阶级不平等的嫌疑。随著台湾脱离日本殖民主义的统治以及后来的解严，女性参与政治逐渐增多，但后面两个问题继续存在直至今天。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女性主义知识只沿著一个方向旅行、它的循环是不完整的，导致了台湾及其强大的中介载体（日本、中国和西方）之间不平等的认识论情况。见证了这种单向传播的当代跨国主义因此背负上沉重的新殖民主义性质。此外，我们也注意到由于原住民女性的诉求和主流的女性主义一样，在台湾的民族主义中不断被边缘化，因此基础上的断裂也在持续。从这个角度来看，主流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也不能免于定居殖民主义的指控。因此，“主流女性主义”和“原住民女性主义”这个差异的形成，让我们需要用一种三角辩证法（trialectical）——台湾女性主义在被西方女性主义边缘化的同时，也边缘化了原住民女性主义——这样一个三边的辩证去分析。

这里参与者有三方，所以需要用多个平面和多种关系的深度模型，而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平面或二维模型来观察这个领域。由原住民女性主义者阿提出的“楼上楼下”比喻，就是这样一个深度模型，并提供了一个三角辩证政治的潜力的惊鸿一瞥。

由于原住民女性的诉求和主流的女性主义一样，在台湾的民族主义中不断被边缘化，因此基础上的断裂也在持续。从这个角度来看，主流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也不能免于定居殖民主义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