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邓建华：在“正常化”时期阅读哈维尔

一、

“当故事遭到毁灭时，有关历史性的感情也就同样地消失了。我记得七〇年代早期，捷克斯洛伐克像是发生了一个‘历史休止’的时期；公众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结构、它的冲击力、它的方向、它的张力、它的节奏和神秘，我不能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区别，而且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就会随之消失。”哈维尔在〈故事和极权主义〉一文中，如此形容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的捷克“正常化”时期：一个“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捷克。“时间”被“国有化”了，“叙事”被官方垄断。各种国家的宣传机器，透过各种纪念日与仪式，把生活占据。

“因为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以，对于时间本身的体验也开始消失……当历史的地平线丧失时，生活变得毫无意义。”

2021年9月读到这一段，我骇然发现，阅读哈维尔的时空已全然不同－－我正在“正常化”时期，阅读捷克的“正常化”时期，那既不是可能的将来，也不是别国的历史。现在打开旧版的《无权力者的权力》文集，还夹附一张银行入数纸，列出了职工盟九月初为了规避风险，预先向我支付的遣散费。

随著时局推演，我们更加分不清楚今年和去年的分别。当2019年每个月份仍然清晰，其后的“近年”却已渐次模糊。组织的生命消散，纪录者烦恼于无事可记，人们沉闷于无事可做。偶然有“异见者”被党报“金榜提名”，或者被“协助调查”，或者有组织遭到取缔，一再证成城市又再“失去”了甚么。大国之间的张力，一旦出现了二元对立化的迹象，马上会被放大成为某种“希望”的证明，或者用来重申“希望无用”，因为都看“上面”之间有什么动作。当然，牵涉公职人员（特别是“千万不要google的“休班警”）的法庭新闻，也为生活平添姿彩，聊备一笑。

二、

哈维尔指出，当“胜利”的意识形态强行安插唯一的历史解读，主张历史在权力之下可以预测（比如说，“由治及兴”），那意识形态与不能预计的历史发展，就必定会发生冲突。而对历史、故事宣战，则必定与人的生活产生冲突。于是乎，并不是人自己有意识地成为“反对派”，而是专心做事的人们自不然会被权力找上。

这一个观点，在《无权势者的权力》中，已经清晰论述。文中“卖菜大叔”和“宇宙胶人乐队（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 (PPU) )”的例子，更是广为流传。哈维尔的概念分析是一回事，令我感兴趣的，是他身为一个“异见者”（在引用他为异见者时，不得不加上的一对引号），在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正常化”时期，没有故事，没有历史，他带著怎样的眼光，观看世情？如果《七七宪章》被视为一个民主化的转捩点，他又是如何决定要发起运动（aka“送头”）？

《七七宪章》运动的起源，存在于“先于政治的领域”，即1976年独立乐团“宇宙胶人”遭到审判的案件。哈维尔认为，审判独立音乐与一般政治打压案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他们不是为了反抗而组团，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他们不是典型意义下，为了反对捷共而组织起来的反对党，而在1976年的时空，典型针对政治犯的检控已经少了许多了。在1968年苏军入境后成团的“宇宙胶人”乐队，在1970年已经遭禁，不能公开活动，一直被官方的媒体指为流珉。捷克斯洛伐克当期时的“地下音乐”，不止是“非主流”，而是与“有别于官方”的世界，其作品只能在乐迷之间流传，也就是“第二文化”。他指出，当“宇宙胶人”遭到审判，呈现的并不是两股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而是后极权体制下，“两种不同理解生命的方式”之间的冲突。对独立音乐的攻撃，形成了“对‘磊落真诚生活’，以及对生命的真正目标的攻撃”，而且，这促成了许多人的共鸣。

在《无权势者的权力》中，作者好像在隔岸观火，见到审讯引起了民情，《七七宪章》就成了队型。文中没有提到的却是，正是哈维尔发起了声援“宇宙胶人”乐队的请愿书，慢慢引起了外媒的注意，再引发国内各阶层的讨论。正当政府以为这宗案件会像成千上万的刑事案件一样行礼如仪，却被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审讯案件的法庭挤满声援者，从“隐蔽空间”走出来的个体户，在现实的空间聚头，“磊落真诚”的灵魂看见彼此，刺穿了阴郁的空气，成为了漫长无故事生活中的一件事，才形成了《七七宪章》的气氛。

哈维尔不仅是从现象上观察到审判独立音乐与一般政治打压案件在性质上的分别，而是从中判断到一种小众的民情，并为之而行动。他与联署发起人觉得“不能眼睁睁地看著这种力量消亡，而应该把它转化为持久的力量，把无形转化为具体。”于是决定以《七七宪章》的形式，将这种力量变得可见。

就在宇宙胶人乐队被捕前大约一个月，哈维尔得朋友介绍，拜会了以这乐队为核心的“地下组织”，与当中的艺术监督伊劳斯 Ivan Jirous长谈了一个通宵。伊劳斯是当时捷克地下音乐界的重要人物，在70至80年代，先后入狱五次，共计8年半的刑期。这次会面，被视为捷克“知名异见者”与地下音乐界翘楚的对话，也是被禁剧作家和音乐人之间的交流。哈维尔在他们当中，见到了自己主张的“独立的社会生活”：“伊劳斯的这个地下组织就是企图给那些遭受排挤孤立的人一个希望。”据一度是乐队成员，并把哈维尔狱中书和自传译成英文的Paul Wilson所讲，《无权势者的力量》中“第二文化”和“活得磊落真诚”的概念，都源自于伊劳斯。

“第二文化”、“独立的社会生活”、“活得磊落真诚”，这些在《无权势者的权力》之中出的出现的主张，并不是一股“异见”政治势力。而是哈维尔与伊劳斯的交流、是哈维尔成为被禁作家之后，仍然会相见的作家圈子，是还愿意演出哈维尔剧目的剧组。是在漫长压抑的社会中，观察到的点点人性。

哈维尔将他这些观察，归纳为对“下面”的观察。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向来都是对‘下面’所发生的一切更感兴趣，对寄于‘下面’的期望、对那里所能赢得的和所能保护的更感兴趣。所有的权力都有支配的物件并总是要不知不觉地而不是故意地对其支配的物件的精神和行为做出反应。你总会发现当权者的行为中总会反映出‘下面’的情况。没有人能在真空中进行统治。权力的行使总是取决于有权界和无权界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双方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每个人都既有权力又无权力，所以就更是如此了。”

三、

捷克踏入“正常化”之后，哈维尔很快就被官方的作家协会开除，自然也被扣帽子，成为被禁作家。也就是他说的“历史休止”时期。在这段日子，他遭到官方点名攻撃，同时继续创作，当然，此时他已经“不小心”由一个剧作家变成一个“东欧异见者”。

他对于“异见者”的标签很是敏感，他写道：“当西方人谈及他们的时候，多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有牺牲精神的人，又或者在其著作中有著批判性或政治性的内容，而非因为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实际上’做了些甚么。从我个人的经验知道，事实上存在一条无形的分界线，你自己未必愿意，也未必察觉到，但只要你超过了这条线，他们便不会视你为一个碰巧也关心世事的作家，反而是一个偶然碰巧（大抵在余暇时）才会写剧本的‘异见者’。”

“异见者”的区分，“漠视了这类活动内在的道德性质”，甚至吊诡地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强调“异见者”与政权的对立，恰巧反衬了“异见者”能人所不能，外显的“道德勇气”却掩藏了其内在实际的内涵。

在自传中，他更为直白：“我承认我偶尔也想大声疾呼：我已厌倦了作一个先行者，只想做一个作家该做的，我只想说真话！不要再期望有专人为你提供希望了，从自己身上找到希望吧！自己去承担风险吧，我不是救星！”不过他始终没有这样大叫。因为他的老友，《七七宪章》的发言人帕托切卡总是提醒他：“考验一个人，并不在于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他自己给自己所认定的角色，而在于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命运交给他的角色。”

他拒绝“异见者”作为一种“专职”的定义，也拒绝为自己的主张定下纲领。在早年，他曾经自视为社会主义者，也一度主张建立反对党，认为应该以达成政治更替为目标。然而，随著他思想的成熟，他更著重的，是回归到人的政治。罗永生指出：“哈维尔所追求的，是一种能切合现时代人类处境实况的真正激进路线。他认为这只能在一种外于政治（non-political）的领域中追寻。”。在自传中，哈维尔一再谈到，他认为建党没有用、与意识形态争论谁对谁错没有用（也许是诸如当前阶级状况之类的定性问题）、纲领（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也没有用：“先有一个使世界更美好的想法，然后再付诸实施的思想是不正确的，相反的，只有通过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经历才能创造那种办法并将其表达出来——从现存的‘这个世界的题材’去创造它，用‘这个世界的语言’明白无误地表达它。”由于他的主张很难（又很容易）被冷战话语所框限，他宁可用些暂创的新词，例如“后民主”、“后极权”来暂时指称他所提到的概念。

他甚至认为，自己关注的不仅仅是捷克、东欧在苏共治下的“极权”问题，而是人面对专制时的“人性”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课题。崔卫平评说，哈维尔的视角从来是全球语境的。对哈维尔的理解不能单单框限在“苏共治下的异见者”。身为一个剧作家，他关注的从来是人的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而其“东欧经验”只是现代社会中，人存活要面对的其中一个侧面。他不断提醒，西方资本主义之下产生的人性问题，既不能说比东方简单，也不能自外于东方。简言之，人性的问题，是一体的。

四、

在谈论“异见者”、“反对派”这些概念时，哈维尔经常会以“回应外国人”的方式展开。我想，他在其回应中努力想表达的，并非要针对西方人（虽然其实相当尖锐），而是要指出他从“下面”观察到那些“无济于事”但又非常重要的物事。专注于“下面”，并非等于哈维尔见不到“上面”所发生的事，只是他对“下面”更有兴趣。因为那是民众自我觉醒之所在。而“异见者”的框限，正正掩盖了种种“下面”的可能性。

由此，他提出了有别于很多人的想像，即权力的松动不一定首先来自上层权力的变化。相反，制度改变之前，社会已经渐渐出现了未显见的根本变化。若只关注官方话语，或者“失去”了什么，使会错失阅读这些根本变化的机会。

哈维尔很避免书写自己的狱中生活，因为他觉得怎样写都不准确。大概他会觉得，如果写得惨绝人寰或者内心平静，都会被误传为东欧异见者中的殉道人或者道行极高的修行人。可是他却又写说，在最没有事情发生的监狱，每一个囚友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这真可说是他观看“下面”的最佳注脚。极权社会下千人一面的顺从面貌，反而不在监狱之中。

“不管我怎样认为我的狱友们丰富多彩的叙述，他们反正不是极权主义虚无化的文献。相反地，他们证明了这种叛逆：独特的人性用叛逆来抵抗它自身的虚无化，并且用自身具有的顽强精神以无视于这种消极性的压力。”

他关心的始终是每一个人的故事，如何在局限中展现出来，也就是人性与权力之间最基本的角力。

五、

当我读到哈维尔在自传中回忆布拉格之春与其后苏军入侵的描述，我脑海中自然闪现出2019的民众自发抵抗。那些启发性哪怕是昙花一现，却淡然而永存。哈维尔这样写道：
“突然间，你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人们可以自由地来往，恐惧感消失了，禁忌被扫除了，人们可以公开地说出和讨论社会冲突，表达各种兴趣，大众传播媒介又开始做其应该做的工作了，公民的自信心开始增强。一句话，冰雪开始融化，窗子开始打开了。很难不为这一切所吸引和打动。”

在利贝雷茨（Liberec），“反对占领的人们在这里组成了一道人的屏障。为了挫败苏联占领，人们想出了无数的办法，办事效率从未像那时那么高。印刷厂两天就能印出一本书，所有的企业几乎都能立即办成所有的事情。”一群平时被官员视为治安尅星的“青年暴徒”，在一夜之间拆除了利贝雷茨的路标，以阻止苏军的推进。

他引述并同意一位著名记者佩劳特卡的观点：“‘布拉格之春’期间那些小的社会单位所表现出坚韧不拔的反抗精神，比起那些耸人听闻的政治揭露对于未来要重要得多。”无论结果如何，这些自发性的高度，指出了重要的方向。

但反抗精神也不是由真空中出现的，在1968年之前的八年，哈维尔一直在一间剧院工作，在这段日子成为了一个戏剧家，也与奥尔嘉成婚和共同工作。“非意识形态艺术”在这段期间兴趣，在剧界是“小剧场运动”，在其他领域，也充满著以不跟随官方自居的艺术家。“这些小剧院以自己的方式反映所有促使创作为生的力量，是理性和精神发展过程的重要指标与中介之一。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开始意识到自身，解放自身；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九六八年的政治变化。”

早在共产党改革派发起“有人性的社会主义改革”之前，“偏离”意识形态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已经自然发展，“下面”的人们此起彼落地，用不同方式思索国家的未来－－而当时领导改革的捷共总书记杜布切克的行动，则“只”是一切发展的结果之一－－而这听起来，又是多么“熟悉”。

如果我们用这个观点来回想2019年，会想起无数个表现出反抗精神的“小社会单位”，那种气氛与雨伞后到2019之间的沉郁形成强烈对比，民众自发性的高度，化解了政客或者既有公民社会团体之间的政治观点，用新的方式达成共识和行动。（当然，也会产生新的冲突。）这一切既不是在真空中出现，也或者已经过去。但曾经达成的启发，是不会消失的。

六、

《故事和极权主义》中有这么一段，时为1987年：

“故事和历史抵制虚无化的斗争，正是它自身之内的一个故事，并且属于历史。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要如何去讲述它，因为传统的讲故事的形式在这里对我们不适用。我们也不知道支配我们的变形故事的法则。我们甚至不知道谁或什么东西是故事的主要或反面人物（这肯定不是那权力中心之内的少数人:他们也是某种更大的东西的牺牲品，就像我们）。”

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哪些故事是被定义的，哪些是由人们自己谱写的。

比如说，“失去了三八、五一游行”，是被权力定义的，但是“工会人入纸申请游行”，尽管结局是写在墙上，也是由他们亲手写上的。这便是人的能动性所在。

毫无疑问，当我们逐一盘点这几年“失去”了甚么东西（这仍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将会得到一张又长又沮丧的清单。但是，假如我们仔细观察（也许未必要盘点），城市中的文化生活却又十分活跃。其实哪怕是面对低潮最沮丧的时刻，都是人类生命力的展现。

这也许是为甚么不少人对阅读劫后余生的离散文体不感兴趣。并非那种书写“失真”，而是它们围绕著某些结论打转，很可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镜像。也许某些说故事的手法，已经失去效用。城市生活整齐划一，流亡者的心态整体划一，留在港的人，也整齐划一。哈维尔笑说曾经有流亡作者将留在捷克的异见者都说成是“左翼份子”（因而“其实”是被国家容许的），读到此处，我才发觉香港也不一定很夸张。但的确有前民调机构的掌舵人，一度在网台中暗示某女工团体的存在，是被政权容许的。如果这个时空只能够脸谱化地被描述﹐那么种种的“下面”都不会被看见。

璀灿都市光辉的确不再，生活又的确平白了许多，所谓的“美丽新香港”。虽然接纳了这的确是某种事实，但不知怎的，这样一提就会格格不入。在这里没有人可以逃离由上而下那荒诞的虚无化，的确如此，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暴露在其中－－但却又并非浑然不觉。在“并非浑然不觉”之处，有像青苔一样的东西在生长，但不知道怎样去形容它，而它的意义－－也不在于其结果。

在《来自远方的拷问》中﹐哈维尔对出狱后80年代的气氛相当乐观，他又再觉得人们已经走出上一代运动失败的阴霾，并且见到自己的坚持与更多人“活得磊落真诚”的关系。他当时的乐观，在后来的历史中得到印证，但这当然不是必然的。自传所记载的，不是成为胜利者之后回看过去艰苦于民主化的捷克总统，而是仍在隧道中，在“正常化时期”未见天日的哈维尔。摆在他眼前的路，与其说是成为总统，不如说是再度入狱，而他的确为此而做了准备。

正因为其自传不是胜利者的书写，才令人骤然发现，乐观与悲观，都可以与结果无关。

2023年5月底于香港

参考书目及文章：

《来自远方的拷问－哈维尔自传》，著于1986年／译： 亦名，2004，倾向出版社

〈故事和极权主义〉，著于1987年／译：崔卫平 ，2003，收录于《无权力者的权力》，2003，倾向出版社

《无权势者的力量》，著于1978年，中译于1992年／译： 罗永生，2021，蜂鸟出版

分享哈维尔分享共同的底线 ／崔卫平

哈维尔的“政治”／罗永生

哈维尔：政治与良心，著于1984年／译： 崔卫平

Ivan Jirous obituary |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 | The Guardian, 2011, by Paul Wilson

1989 and all that: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Velvet Revolution | The Guardian, 2009, Ed Vulli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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