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回忆蒋彦永医生：勇敢揭露SARS真相，公开呼吁平反“六四”

【编者按】本文首发于NPR，端传媒与NGOCN获授权翻译转载，联合发布。

翟淑珍（Susan Jakes），ChinaFile主编，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资深研究员，2000年至2007年期间，她在香港和北京为《时代》周刊做报道。

“在中国，为了生存，公民必须学会适应真相与官方真相之间的鸿沟。官方上，中国是一个把工人放在第一位的‘人民共和国’。官方上，中国尊重人权。官方上，中国的媒体能够自由报道新闻。那些指出官方真相与不幸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的人被贴上混淆视听、不爱国或邪恶的标签，因为官方上不存在这样的鸿沟。”

2003年《时代》杂志表彰中国军医蒋彦永为 “亚洲年度新闻人物”时，我是以这段话作为开始的。

今年3月11日，蒋医生逝世，享年91岁。

蒋医生之所以成为新闻人物，是因为他揭露了2003年中国政府隐瞒北京爆发SARS的实情。 就如2020年的COVID-19一样，SARS是由当时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致命呼吸道疾病。 对蒋医生而言，他只是维护了他身为医生的“最基本”职责，却在事实与官方说辞的冲突之间，冲开了一线间隙，让其他官员和医生也能说出真相。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当时的中国卫生部长以及北京市长下台——这是中国领导人史无前例地默默承认自己的错误。而这一切，挽救了无数条人命。

2003年4月6日，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更进一步，称“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并声称“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疫情”。

2003年春天，SARS已在华南和香港流行数月。全世界约有2300人被感染。有传言说病毒正在北京蔓延。当时，在中国最顶级的医院之一、也是军方创办的301医院从事外科手术和教学工作的蒋医生71岁，处于半退休状态。

4月3日，同是军医出身的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电视上发表声明，称首都北京仅发现12个 SARS 病例，且全是在北京以外的地区感染。4月6日，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更进一步，称“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并声称“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疫情”。

看着这些声明的蒋医生感到难以置信。 他知道的情况是：在北京的一些医院，感染了SARS的病人已经占满了病床，而且有医生和护士在治疗病人时也已受到感染。他和自己的医院同事交谈，对方也对官方的谎言感到愤懑不平。蒋医生决定敲响警钟。 4月4日，他将一份关于“疫情传播真相”的声明，传真给中央电视台和香港的凤凰卫视，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当时，我是《时代》杂志驻北京的记者，我在关注与SARS有关的真相，但很难找到愿意与我交谈的医生。4月8日，我打电话给一位在北京长大、人脉广泛的朋友，希望他能介绍一些医生给我。 接电话时，他气喘吁吁，因为他也正好要给我打电话。他让我用《时代》办公室之外的“安全”电话给他回电。 电话一拨通，他就告诉我蒋医生发表了声明的事情，并说他马上就传真给我。

几分钟后，我读着那一页打印出来的声明，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速。 作为中国军方权威医院的外科主任，蒋医生的军衔在美国相当于少将。具有如此声望的人，能直言反驳中国最高领导人，是前所未闻的事。更何况他竟然将自己的名字，以及私人电话号码都罗列于声明书上。我拨通了其中的一个电话号码，接听的正是蒋医生。我花了一点时间说服他，但其实几分钟后，他就同意，当天下午的某个时候，他可以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酒店见我。

具有如此声望的人，能直言反驳中国最高领导人，是前所未闻的事。更何况他竟然将自己的名字，以及私人电话号码都罗列于声明书上。

我回到办公室更仔细地阅读声明。 文章不长，仅仅五段。他描述了听到卫生部长的声明时，自己是多么震惊，然后详细地说明为什么官方的病例数字是被低估的。他称，自己所在的301医院就曾将一名SARS患者转移到另一家传染病医院，而那个医院已有10名医疗人员因感染SARS而病倒了。另一家医院，则已有60个病例以及7个死亡病例。但当天，全北京的官方宣布病例数仅为19个，其中只有1例死亡。声明中，他所揭露的最令人发指的真相是：北京医务人员在3月初就知道SARS正在当地传播，但由于“两会”在即，为了“确保稳定”，所以禁止公布这个消息。

埋头看声明的过程中，我的电话响了。另一个消息人士让我旁听他与一位在北京军方医院的亲戚的谈话。对方所描述的情况，在每个细节上几乎都与蒋医生所说的吻合。

确认了这些信息后，我就去瑞成酒店等蒋医生。 他到达时，我是酒店大厅里唯一的外国人。 他看起来又高又瘦，穿着一件优雅的深绿色西装外套。 他向我点点头，略微示意，然后冲楼梯走去，就像要去见别人一样。此时，大厅上面的茶馆几乎空无一人，我们坐了下来。或许是因为即将要面临的事情（对真相的曝光）过于沉重，我们之间也有一丝基于这沉重的尴尬。他要去了我手上他那份声明的复印件，开始拿笔更正。我察觉到了他的紧张，以及对和我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焦虑。但几分钟后，当看到服务员精心繁琐地为我们准备茶时，僵局被打破了，蒋医生扬起眉毛，露出了一丝无奈的微笑。我也跟着笑了。 他则眨了眨眼。

或许这是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所惯用的放松的技巧，反正我们彼此终于都能放松了下来了，谈话开始顺利进行。蒋医生向我解释了他如何知道这一切，也说起他医院的同事是多么地愤怒和恐惧。他也谈到SARS的传播对大众可能带来的风险，随着情绪的提升，他的声音也逐渐提高。“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开始（因感染SARS）发烧时，我可能并不知道应该去哪家医院。”他说，“可能只有病重了，我才会知道原来不是普通感冒。”正是这一忧惧促使他挺身行动。

我们聊了大约一小时，主要是用中文。其间，蒋医生偶尔会用清晰而纯正的英语抛入一点医学术语或几句话，那是他幼年在上海所学的语言。我们的谈话里有很多是关于严肃的医学原理，他苦心地为我逐一讲述，并告诉我他如何多方确认信息。纵观他和我的谈话，我发现他说话的方式有一种轻松的、近乎顽皮的特质，这让谈话很愉快。多年后，我才认定这是他的某种特质，而或许正是这种特质，帮助他忍受了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动荡以及文革期间、他所遭遇的迫害。

我担心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他的声明，有可能给他带来危险。我确信自己已证实了他声明中的大部分内容，就问他是否要匿名发表，他坚决拒绝了。在他看来，他讲的是真话，当然要实名发表，才更具说服力。他说，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能泰然面对一切后果。

那天晚上，我发出了报道。 第二天，蒋医生就连续不断地接到了数十名记者的电话。很快，他的上级领导发出指令，要求他停止与外界的一切接触。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了这件事。但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一周，当世界卫生组织的SARS检查组到访北京医院时，他还是设法给我传递信息。当时，北京的军方医院以及社会医院，都对检查人员隐瞒了 SARS病患的实情。甚至有一家医院，将患者从病房转移到宾馆。另一家医院则将病人塞入救护车，在城中打转，直到检查人员离开。但那时，蒋医生的勇气已经激发了其他的医生和官员发声。虽然大多人都保持匿名，但他们踊跃地行动，证明有SARS病患被掩藏的事实。4月20日，北京的通告中，将官方SARS病例的数目增加了将近10倍。同时，卫生部长及北京市长均被撤职。2003 年7月，SARS得到了控制，此前，疫情已蔓延到了四大洲。

一开始，蒋医生被誉为国家英雄。当时的北京，街道空无一人，仿佛是对2020年的一种预示。那时，蒋医生的名字出现在中国几乎所有主要报纸的头版。他的照片也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广告牌上。彼时，我虽然无法正式采访他，但他偶尔会骑自行车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家酒店，在茶馆里和我私下聊天。 每次见面，他都会给我带来若干份他认为我应该读的材料，我也会给他讲我最近写了什么报道。

我怀疑，蒋医生揭露了 SARS，不但取得了惊人的社会效果，却又幸免于任何严重的报复或惩罚，可能使他有足够的勇气再度犯禁。

我怀疑，蒋医生揭露了SARS，不但取得了惊人的社会效果，却又幸免于任何严重的报复或惩罚，可能使他有足够的勇气再度犯禁。 翌年春，适逢天安门大屠杀15周年。这15年间，蒋医生应该是每每回顾起当年，目睹平民死于他所服务的军方手下， 一直都在试图整理一股愤恨的头绪。1989年，他所在的医院便是距离屠杀场最近的医院之一。 他指挥的18间手术室，在短短两个小时内就接收了89名枪击受害者。2004年2月，他致信中国最高领导人（并再次致函国际媒体），描述他所目睹的真相，并讲述他与党内元老谈及“六四”时的遗憾。他勇敢地公开呼吁，要求官方推翻关于六四事件的“定性”。

这次，后果来的迅速而严厉。蒋医生与妻子华仲尉博士当即就遭到严厉的监禁。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经历了一段可怕而令人筋疲力竭的轮番审讯以及自我审查。这些审讯和审查，目的是企图说服蒋医生：他在手术室里的耳闻目睹，“一生不能忘”的景象，不过都是他脑海里的幻觉。

经历了如此艰险处境后的他，并没有服软悔改。他终究被允许在严密的监视前提下回到家里。这种监视在他的余生中，时而严密，时而松弛，但他那种轻松自在的神态丝毫未减。2005年或2006年，我和他在我家附近的地方共进午餐，他开玩笑说，自己因为不再染头发而原形毕露，这样也就“比较老实”了。2008 年奥运会期间，他穿了一件笔挺的衬衫，出席我在北京的订婚宴。在去看一场奥运篮球赛的途中，他向我们一群人讲述了他在少年时期参加高中篮球队的往事。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5年12月，在最初见面的“我们的酒店”。如往常一样，他骑着自行车来。他带了一台小型的笔记本电脑。这次见面的大部分时间，他得意地向我展示他最近所做手术现场的相片。他已经84岁高龄，依然深爱着他的医生事业。

如今，我只能猜想，当蒋医生目睹COVID的爆发与传播，看着历史又在重演，和当年政府在一开始隐瞒病毒的传播一样，以及武汉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压制禁言，对这一幕幕，不知他会做何感想。 蒋医生染疫而故，很可能也是北京当局猝然放弃“动态清零”政策的结果。 我也设想，当初中国若有像蒋彦永医生这样资历深厚的人，在更早的时间就对武汉的疫情发声，或许世界局势的变动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我也想知道，他对美国在疫情处理的混乱会有何评价。

如今，距离SARS的爆发已过了20 年，COVID也已过了漫长的三年，蒋医生当年所戳穿的那道缄默守密之墙，已经重建。在他死后，当局仍不放弃与他有关的一切严控：他3月15日的葬礼规模很小，亦不公开。至今，我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他的死讯。2003年，当蒋医生的名气达到顶峰时，全中国称他为英雄，而他却常说，他宁愿人们记得他只是一位说实话的医生。如今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努力，以此来继承他的遗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