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香港未来无人抽烟？吸烟与禁烟中的殖民史和现代性

烟斗和雪茄的狂热爱好者、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曾讥讽地说，“人是唯一会吸烟，或者需要吸烟的动物”。但随着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早前建议，本港应仿效纽西兰的“无烟世代”法案，立法禁止向2009年后出生的新世代出售烟草产品，人或许有天再不能合法地吸烟。换句话，若立法顺利，本届政府2027年任期届满时，18岁或以下人士将永远被禁买烟，并在期间逐步调高烟草税，目标是在2025年将零售价提升至约200元。

人类使用烟草始于公元前5000至3000年左右，继而打破国界藩篱，由安第斯山脉的原住民文化，逐步传遍整个美洲，再流传至世界每个角落，超越时间和空间，成为人类的共有习惯。禁烟令表面上是一项政策手段，可以用科学、公共卫生等说辞将其合理化，但与千千万万种禁令一样，“禁止”的对搏双方都各有执着的意识形态。这些对搏不仅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殖民史的遗留。我们手中的一支烟到底反映出人类怎样的需要和欲望？

禁烟有用吗？

禁烟倡议者最引以为豪的不丹，在2020年放开禁烟令，恰恰是因为禁烟以来黑市不断猖獗扩张，而疫情封锁导致不少人前往不丹和印度交界处寻找私烟，增加染疫风险。

总括而言，控烟政策离不开三大范畴，一是规管烟草宣传和健康忠告，二是制定产品售卖限制，三是扩大禁烟范围。

港府自1980年代起推出不少控烟措施，如首次订定烟害警示（1982年）和设立法定禁烟区（1983年）、禁止将烟草产品售予或给予18岁以下人士（1994年）、限制烟草广告和管制卷烟焦油含量（1999年）、成立控烟办公室（2001年）、以及屡次扩大法定禁烟区和上调烟草税等等。自1982年有统计开始，本港整体的吸烟比率已由23.3%回落至去年的9.5%，除了2002至03年间略见反弹，多年均见稳步下降。

早前特首李家超在《施政报告》提出要2025年将吸烟率降至7.8%，以及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倡议仿效新西兰等地打造“无烟世代”，实质上是要回应2018年出版的《迈向2025香港非传染病防控策略及行动计划报告》。《报告》除了想在2025年或之前，将15岁或以下的吸烟比率减少三成，同时亦引用世卫的介入措施为未来控烟方向，包括增加烟草制品的消费税、让市民避免在所有场所接触到二手烟。

那外国的控烟政策又是怎样？禁烟倡议者多以不丹和蒙古等极少数实行全国禁烟的国家为豪，却不怎么评估禁令非法贸易带来的影响。有趣的是，不丹在2020年放开禁烟令，将烟草及其制品的销售、购买、持有、分销和运输合法化，恰恰是因为禁烟以来黑市不断猖獗扩张，而疫情封锁导致不少人前往不丹和印度交界处寻找私烟，增加染疫风险。目前不丹改以加税等手段来管控，政府期望在疫情后能重新收拢禁烟令，可见禁令非一劳永逸。

纽西兰也可算走在控烟的前沿。纽西兰在2021年定立目标，希望在2025年将吸烟率压低至5%，更决意禁止2008年以后出生的民众购买烟草产品，做法与俄罗斯相似。对纽西兰来说，原住民毛利人是控烟的重点对象，这个族群的吸烟人数是其他纽西兰国民的三倍。但毛利人的吸烟习惯是有其文化传统，而调高烟税也会造成阶级分化，提升穷人买烟的相对成本。

纽西兰和俄罗斯即使控烟手段严厉，但其对电子烟的取态却比本港宽容得多，即是两国只是把电子烟纳入控烟范围，而非设立年龄分界线杜绝新烟民加入。

值得一提是纽西兰和俄罗斯即使控烟手段严厉，但其对电子烟的取态却比本港宽容得多，即是两国只是把电子烟纳入控烟范围，而非设立年龄分界线杜绝新烟民加入。虽然也有人认为禁烟就应该将香烟的替代品一并取缔，但这只会进一步引发黑市问题，因此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也在控烟同时允许替代品流通。

除了划定禁止买烟的年龄和大增烟税，国际间尚有不少比较温和的控烟措施可作参考，例如引进瑞典烟民惯用的“口含烟”（Snus），以减少烟草烟雾对他人的影响；学习法国统一烟草包装，并禁止有味香烟；或是像日本在公众地方划定“吃烟区”吸烟，以杜绝移动中的“火车头”等。

诚然，若以现时香烟零售价约每包60元来算，本港的烟税确实较澳大利亚（约港币213元）、英国（约港币120元）、加拿大（约港币94元) ，以及新加坡（约港币81元）为低，故从控烟角度出发上调烟税有其道理。但回到港府禁烟的脉络，过去多年为人诟病之处，是没有提出禁烟具体的蓝图和政策，而自从上届政府立法禁绝新型吸烟产品后，本届政府意欲在不允许替代品合法售卖的环境下，再调高烟税和对09年之后世代终身禁烟。若能成事做法可谓“大跃进”，香港将会比大多数国家走得更前。

然而在比较各种国际政策之后，不难问的是，这种“大跃进”式的控烟手法又会否洐生其他问题？我们又怎样斡旋控烟和个人自由的矛盾？关于禁烟和自由命题，经典辩论围绕在个人享乐的自由，以及其对他人产生的成本和影响，即二手烟的祸害和公共医疗开支。

继16世纪起烟草在欧洲流行，数百年来，这些争论和形形色色的禁烟令在各国不同时期出现，但又无法完全取缔烟草的神秘魔力。或许一如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所言，“烟草能带来一种神秘的愉悦，而且征服很多人。一旦习惯了吸烟之后，人们就很难抵抗它的诱惑。”

传播：美洲-欧洲-亚洲，贵族-平民

原住民通过这些令人上瘾的“叶子”来反向渗透侵略者。

烟草属于烟草类植物。这类植物共有64种子分类，但只有其中两种与人类有关，一种是“黄花烟”（nicotiana rustica），另一类是现时人们所吸食的“普通烟”（nicotiana tabacum） 。谢勒德（Gerard）在1636年的文章曾描述过普通烟的外貌——“烟草或者叫秘鲁的天仙子，长着巨大的茎⋯⋯在养料充足的肥沃土壤中，可以长到七、八英尺高，分叉长成各式各样的长枝，上面按照合适的顺序生长着美丽而修长的淡绿色叶子”。

然而烟草的起源要比谢勒德的文本早得多。植物基因学家已经证实烟草的“起源中心”，即是某物种的基因起源和最初种植地的交汇处，是位于现今秘鲁和厄瓜多尔一带的安第斯山脉。在哥伦布抵达美洲前，烟草早以遍及美洲大陆每个角落。

欧洲人与烟草的初吻则始于哥伦布的航海历险旅程。1514年，卡萨斯修士（Bartolomé de las Casas）重新编撰哥伦布的航海日记，并加入自己的评论来描述第一次看到其他人吸烟的画面，“⋯⋯男人们手中都拿着火把⋯⋯在加入某种叶子⋯⋯他们将一端燃点，在另一端吸啜或吮吸，吸入它的烟气，使他们的身体失去知觉。他们把这些火枪或者我们叫做火枪的东西称作‘塔巴果’（烟草，Tabacos）”。

原住民通过这些令人上瘾的“叶子”来反向渗透侵略者。1550年代，烟草的种子被带回西班牙和葡萄牙后，起初是在欧洲的王宫花园里种植，并有御医亲自研究和培植。到了16世纪，烟草渐见在世界流传，由伊利比亚半岛往北传播，传到了法国、英国、苏格兰、普鲁士及瑞士等地，并成为西班牙和葡萄牙轮船上常见的货物。然而由于供应不足的关系，烟草的零售价格一直高企，只有富有人家才能负担得起这种“药物”。烟草渐渐成为新世界和旧世界建立国际贸易链的经济作物。

当西班牙于16世纪成为海上霸主，世纪末的英西战争间接让英人认识到烟草的用途和吸食方式；而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军队亦从其对手身上学到“新式”的吸烟方式papelot，然后再向欧洲大陆传播开去。

正当英国人开始接触吸烟这新奇玩意时，负责开拓商机的水手们已在世界四处传播烟草：透过热那亚和威尼斯人的舰队，传往黎凡特地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则把烟草引进非洲和亚洲。日本人是在1542年因为葡萄牙商船意外飘浮到该地时巧遇烟草；西班牙在1571年打通菲律宾等地的贸易航线后，烟草便随著水手的行程，慢慢传到菲律宾、泰国、柬埔寨及果亚，然后又从果亚传到整片印度次大陆。

虽然亚洲较晚才接触到烟草，但其普及程度亦很快追赶上美洲和欧洲。后起的荷兰和英国同样在印尼、印度和锡兰等地鼓励发展烟草种植场，这不但能满足本土的需求量，亦为殖民地带来较廉价的烟草供应。再者，满清入关后废除明朝的禁烟令后，亦在福建等地鼓励种植烟草，并出口至缅甸、越南等中南半岛接壤的地方，同样使烟草传播的速度变得更快、更广。

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虽说法国军官大多都是抽雪茄，但他们征战西班牙时留意到一种雪茄的式样——皮卡多（picado，字面意思是烟末）。这些烟叶残渣是平民有能力在市场购买的。部分农民模仿祖先阿兹台克人把烟草卷进粟米叶来吸烟，而城市居民则把粟米叶换成了纸张，这种方法得名为（papelot）， 并由法国士兵传回本土，逐渐演变成现在全球通用的法国词“香烟”（cigarette）。

总括而言，战争是加速烟草在全球传播的契机。当西班牙于16世纪成为海上霸主，世纪末的英西战争间接让英人认识到烟草的用途和吸食方式；而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军队亦从其对手身上学到“新式”的吸烟方式papelot，然后再向欧洲大陆传播开去。

烟草作为殖民主义的象征物

烟草生产对北美引入奴隶制有着关键角色。

一如茶叶、蔗糖、棉花，甚或鸦片等经济作物，烟草也是殖民主义的象征物。当欧洲人从美洲引入烟草，并发现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供求严重失衡。当年英国作为新兴霸权，具备多余的船只和资金扩充海外殖民地，并借弗吉尼亚公司之名在北美设立第一个殖民地，运作模式与同期东印度公司雷同。

弗吉尼亚起初就是靠种植烟草而闻名。1618年英国人入主后，该地的烟草产量仅为两万磅，然而生产烟草是劳力密集的行业，正当英国人为劳力短缺而烦恼时，1619年一艘荷兰商船在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抛锚，殖民者从船上买下20个非洲奴隶，并把他们带回种植烟草的农场劳动。随后数年荷兰商人带来更多奴隶出售，间接形成后世所称“三角贸易”（triangular trade）的邹型，即串连起北美、西非和欧洲的不平等贸易航线。因此烟草生产对北美引入奴隶制有着关键角色。

1680年代大量烟草涌入国际市场，供应过剩，价格急跌，殖民地面临经济崩溃。为应对危机，英国在北美这片拓荒地上，第一次通过投票定立的法律，就是关于烟草生产标准及其价格。到了1696年，弗吉尼亚已可以使用烟草来支付薪水，后续烟草市场稳定下来，弗吉尼亚、马里兰以及卡莱纳的立法者更走前一步，将烟草变成具交易能力的“货币”。危机过后，烟草渐渐成为北美在18世纪最重要的出口货物，并在1750年代占其总出口金额近一半。而弗吉尼亚奴隶数目亦从占总人口不到一成，大幅增长至1750年代的43%。

其后，欧洲人对烟草的需求有增无减，惟政权和宗教势力抵制烟草，让烟草业的发展在本土处处受限。商人须开拓海外供应链以满足需求，间接打开欧洲列强以民营企业充当拓荒者，后续以政府介入干预的殖民模式。与此同时，欧洲人为了提升劳动力供应，从大西洋另一端大量购入奴隶，亦为殖民地的人口结构带来剧变，埋下当代族群对立的伏笔。

到了战争时期，除了枪炮弹药和食物，烟草也是军队不可或缺的补给品。一战时英国步兵的烟草配给量是每周两盎司，皇家海军的烟草配给量则是每周四盎司，而德国的每日配给量是两支雪茄加两支香烟，或一盎司烟丝（具体情况交由指挥官所判断）。到了二战，基本上所有主要参战国的军队仍视烟草为日常配给之一，而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更曾宣布烟草是必需品，规定种植烟草者可免于服役，并在行军中加入吸烟休息时间。

科学，与烟草商的逆袭

国际癌症研究署的两位科学家进一步证实BPDE对p53基因的突变造成影响，两年后却遭挑战研究方法出现纰漏，挑战者称烟草可能“协助了基因突变，但绝对不是主因”。这位挑战者可能来自德国烟草制造商协会。

随著现代医学的进步，科学家开始有能力从植物分离出活跃元素，真正了解烟草的属性和功用。将烟草的核心物质提炼出来的是黎曼和海因里希，他们于1828年把发现定名为“尼古丁”，并在科学刊物发布各种实验结果，指出尼古丁对很多疾病有不俗的治疗作用，包括神经系统紊乱、痔疮（通过烟草灌肠治疗），以及疟疾和破伤风等几种致命疾病，从而引证了印第安人关于烟草功效的古老说法。

不过20世纪以前医学对吸烟的害处尚未有透彻了解。1930年代，德国科学家首次发现吸烟与肺癌有关，此后关于香烟与癌症关联的研究络绎不绝。来到2022年，医学上已经普遍认为肺癌和p53基因的突变有密切关系，而回溯到1990年代初，加州“杜尔特希望城市医疗中心”一间实验室将焦油中含有的“多环芳香烃碳氢化合物”在细胞中产生的转化物BPDE作为对象，证实了香烟会产生危害p53的产物。1996年他们在《科学》期刊发表论文，结论是“香烟致癌物与人类癌症突变有直接关联。”

这一结果对烟草商极为不利，因为会成为法律诉讼中取胜的关键。在这篇论文发表的前一晚，雷诺烟草公司（R J Reynolds Tobacco）似乎就已经收到风声，发表公开声明指“若要说这些研究发现就是肺癌的关键，实在过于夸大。”隔年，国际癌症研究署的两位科学家进一步证实BPDE对p53基因的突变造成影响，两年后却遭挑战研究方法出现纰漏，挑战者称烟草可能“协助了基因突变，但绝对不是主因”。这位挑战者可能来自德国烟草制造商协会。

美国国会1969年通过划时代的“公共卫生吸烟法（Public Health Cigarette Smoking Act）”，不过原来烟草商对该法的制定颇有角色——为避免诉讼带来更大的损失，他们同意禁止香烟广告，结果是1971年他们比1970年减少了广告支出的同时，同比产值也增加近三成——这也成为博弈论的经典案例。

香烟的替代品——加热烟和电子烟——被认为可以大幅降低燃烧烟草时产生的焦油，因而被视为是不必担心成瘾及污染公共环境的渐进性替代品。不过也有反对者认为会反向增加吸食频率，导致其他的身体危害，同时部分产品不符标准地含有尼古丁，甚至可能衍生故障及爆炸问题，因此不建议推行。有些地方认为可以通过管理来避免以上问题，有的地方如台湾则全面禁止。在香港，虽然会不时见到有人吸食这两种替代品（吸食不违法），但二者的售卖是违法的。

无论如何，烟草公司并不缺钱，而进一步调高烟税，受益的还是政府财库。最极致的如中国，因为香烟售卖实行专卖制度，相当于垄断，因此中国烟草总公司每年利润惊人，亦堪称“中国第一纳税人”，内地媒体曾形容大约二十个阿里巴巴才赶得上一个中国烟草总公司。税收负担一般由生产者及消费者承担，但香港经济学家徐家健指出，在香港售卖香烟的绝大部分税项是由消费者承担，变相加税与加价是“一比一”，生产商有能力将税项负担全数转嫁给消费者。

禁烟令中的宗教理由、种族论、爱国主义

烟草于17世纪时就争议愈见扩大，主要反映在文明优劣论调上。1602年，英国一本名为《烟通清洁工》的反吸烟小册子出版，并将吸烟、西班牙人和野蛮恶习联结一起——“你是异教的偶像：茶色的草⋯⋯带著你的气味，去见鬼和他的同伴吧。巫师和印第安人失去了魔力，轰然倒地睡死过去，平躺在地上，因为你的气味。”

1603年，詹姆士一世继承伊利沙伯一世的英格兰王位后，从宗教属灵层面反对烟草。他不但在国家法律里增加禁止巫术的条例，也出版一本名为《对烟草的强烈抗议》的小册子，将烟草定性为未开化的印地安人治疗腐化肮脏疾病的药物和疗法。同年他亦将烟草税提高40倍，这使英国人需要寻找新大陆，拓展一个独立而更庞大的烟草供应系统，并成了上述英国人开拓弗吉尼亚的历史背景。

同时期禁烟令也出现在世界各地。例如，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首位沙皇米哈伊尔一世严惩吸烟者，任何使用烟草的行为都被视作可判死刑，而东正教教会则认为烟草熏人陶醉，失去理智，因此在1624年禁止吸食烟草。日本的统治者对外国势力日益增长感到不安，在1610年代颁布法令禁止使用由外国人传入的烟草。1640年代明末的皇帝亦宣布吸烟者须处以死刑，但只是因为明朝在1644年灭亡，有使用烟草习惯的满族入主中原后，才将前朝法规废掉。

这些早期禁烟令的真实意图，未必是考虑吸烟危害国民健康，而是担心烟草买卖危害本地经济活动、农业安全等。

《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则反映了民国禁烟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当时西方基督教节制观念认为，吸烟有损“个人品性”、“意志”，在华的英美基督教青年会带来这种观念，在中国的语境下演变成集体取向的危害行为，即“吸烟损害的不仅是个人的身体，也是国民的身体。”为爱国而不吸烟，成为这一运动的核心。书评人维舟总结这些运动的矛盾性，因吸烟或不吸烟的思想资源，都是来自西方，两者共为现代性的一体两面——中国最早在1899年禁止吸烟，恰恰是清廷官员将之视为西化的标志，禁烟运动的真正中心在于吸烟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全面禁烟法令，与名为ASH（Action on smoking and health）的禁烟运动不无关系，它们也参与推动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

现代的禁烟运动，也绕不开德国纳粹时期实行过的“领先全球”的禁烟令。上文提到发现烟草与癌症之关联的德国科学家就是一名纳粹党员，在纳粹的意识形态里，吸烟对“优等种族”是“极不合适的”，要想使日耳曼民族体魄强健，就必须远离烟草。德国国内进行了雷厉风行的禁烟运动，吸烟率大幅降低，不过德国并没有把烟草贸易完全禁止——战时，烟草利润极其丰厚。

直到二战之后的1950年代，英国科学家再次将吸烟与癌症的关联带回公众视野，令人“意识到”要与烟草划清界线，也带起禁烟令的开端。在烟草经济下成长起来的英国前殖民地美国，也成为禁烟的先行者。美国卫生部长Luther Terry在1964年发布的一份健康报告，承认二手烟的影响，为现代禁烟运动带来转折意义。在那之后，就是前文所述“公共卫生吸烟法”的订立。美国禁烟运动也曾吊诡地吸引了一批左派，这批1960年代的嬉皮士成为资本主义既得利益者之后，又通过禁烟来反抗烟草大资本家。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全面禁烟法令，与名为ASH（Action on smoking and health）的禁烟运动不无关系，它们也参与推动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这项公约在2003年通过，在那前后，ASH在多个国家和城市取得“胜利”，例如爱尔兰在2004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所有封闭工作场所完全禁烟的国家。香港卫生署则在2001年成立控烟办公室。

并非没有抵抗这种全面禁烟运动的的运动。在印尼，吸烟则彷如一场爱国运动，烟民人权组织（Komunitas Kretek）在2010年成立，在强调人权之外，亦向来自西方社会的“反吸烟原教旨主义”说不，并“保护本土烟草商品免受外国品牌及反吸烟风潮的威胁”。今日去印尼旅行，不试试本地的丁香烟，会是烟民的一个遗憾。

吸烟之“必须”，与“无烟”中吸烟之必须

从16世纪末烟草始见流传，吸烟就成为文学和哲学作品敍述的对象。

按照史丹福（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学者Matthew Kohrman和Peter Benson的说法，关于吸烟行为的社会和文化解释，人类学的反应是迟缓和令人失望。最早主要是考古学和档案学的文件记载在哪里和如何使用烟草，少量研究关注烟草在原住民文化中的医学作用和宗教意味。20世纪开始有人用人类学方法关注殖民地和烟草贸易，直到1970年代，才有人更批判地看待这些问题。

过去50年，随著禁烟运动的展开，政府和一些机构的资金流向定量的关于烟民群体的描述性研究，而直到90年代初，人类学的目光才开始把吸烟从本土视角转向全球化、烟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影响公共卫生的政治经济结构。但总的来说，对于吸烟在人类社会中的文化意义，文学、哲学、历史学和传播学的贡献更大。

从16世纪末烟草始见流传，吸烟就成为文学和哲学作品敍述的对象，多位作家都是从烟雾中寻找创作灵感。例如，小说家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曾说，“烟斗使哲学家语出惊人，让愚人缄默不语，它创造出有深度、有思想，充满善意并且不偏不倚的谈话方式。”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则有一首诗，表达单身汉在面对女人和烟草需要选择的窘境——“我的情人麦琪寄来一封信，要我作出抉择，是忠心于缠绵的爱情，还是继续让自己在青烟的云雾中陶醉⋯⋯”。兰姆（Charles Lamb）则说，“就让我的最后一次呼吸从我那烟斗的一端吸入，而我会依依不舍地把它吐出。”与此可见，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与尼古丁早就发生浪漫关系。

Simone摒弃主流研究围绕反烟运动和烟草公司的斡旋上，而更关注吸烟的人如何利用吸烟来挑战身体、场所、时间的边界，甚至将吸烟作为一种生命技术（biotechnology）实践。

如今最接近全面禁烟政策下人们吸烟意义的研究，是2016年的一本人类学著作《Smokefree: A Social, Moral and Political Atmosphere》，作者Simone在澳大利亚做田野，和邻居纽西兰相似，前者为在2025年将吸烟率降至10%、2030年全人口无烟，而采取了多项世界上最严格的控烟措施，在悉尼的公共场所吸烟最高可罚款2,000澳币。在这样的“无烟环境”中吸烟是一种怎样的感觉？Simone摒弃主流研究围绕反烟运动和烟草公司的斡旋上，而更关注吸烟的人如何利用吸烟来挑战身体、场所、时间的边界，甚至将吸烟作为一种生命技术（biotechnology）实践。

Simone也大胆挑战关于二手烟、三手烟污染公共空气的论述，丰富了观察禁烟行动的阶级视角：她认为如果不假思索地认同全面禁烟的目标，就加入了把吸烟者在社会和空间层面边缘化的行动——“空气有毒”到底是侵犯了谁的空气安全？“洁净”又是由谁来定义？

这或许更接近我们想要讨论的，至少在香港，人们对“安全、洁净、高效”的官方假象已经开始厌倦和疲劳，吸烟未尝不能是一种维护“正常”生活的反叛。笔者很难不想起香港的煲烟文化，这里男男女女街头巷弄都常见“放烟break”，疫情中能偷偷摸摸摘下口罩，伸长脖子吸一口烟，会得到一种久违的解放感。明年立法通过加价之时，会发生如《志明与春娇》里烟民跑遍偏僻的便利店搜刮香烟那幕吗？香烟在兵荒马乱时总有让人安慰的功能。

参考资料：

[英] 伊恩．盖特莱（Iain Cately）尼古丁女郎：烟草的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Tobacoo，Matthew Kohrman1 and Peter Benson，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umn 40，2011

Smokefree: A Social, Moral and Political Atmosphere. Simone Dennis, London: Bloomsbury,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