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林泉忠：缅怀恩师傅高义，“中日通吃”背后的治学之道

惊闻恩师傅高义教授猝逝，笔者陷入了一阵深深的哀恸之中。据傅家公子转述，傅高义是患上大肠癌。对于是否做手术，他有两个选择，不做的话，仍然可以多活一段时间，不过无法完成他晚年想完成的最后一本大型著作——胡耀邦研究。傅高义选择了做手术。笔耕不辍的傅高义在进手术室之前还在工作，也没中断与外界的联系。或许他本人也乐观认为很快就可以出院，未料因术后并发症，就此撒手人寰。

笔者与恩师的结缘始于1997年9月从东京大学前往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留学，承蒙东大指导教授田中明彦写给傅高义先生的推荐信，那时刚好是傅高义第二度出任费正清中心主任，有幸受教于傅高义教授门下，历时两年。

哈佛大学是傅高义教授结缘最久与最深的学府，毕业后他受到主持东亚研究中心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的赏识，于1973年接替费正清接任中心主任。该中心于1991年费正清逝世后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并发展成美国乃至世界做中国研究的重镇。此过程中，傅高义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从1952年在就读硕士课程直到走完人生道路，他人生超过四分之三的时间在哈佛度过。

为了方便工作，傅高义早年就搬到了费正清中心后面的Sumner街上，步行仅两三分钟的距离。他的寓所也是他和各国学者、朋友交流的重要场所，在他晚年时还成为每月一次日本年轻学子及在哈佛进修的年轻官僚菁英聚集的读书会场地，称为“松下村塾”或俗称“傅高义塾”。

2019年夏天的8月13日下午5时，是笔者最后一次拜访傅高义先生。那天，89岁高龄的恩师精神饱满，亲自倒茶接待，也无需拐杖，席间赠送了他的新作《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的英文原版，这本也成了傅先生最后及最重要的遗作。

毋庸置疑，傅高义教授堪称享誉世界的中国研究与日本研究的顶级学者，也是唯一精通中日文且在中国和日本都深具影响力的美国学者。中日两国自近代以来经历了两次战争，也经历了两次国力的逆转，导致两国关系即使到了今天仍极微妙与复杂。然而，傅高义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受到了推崇，堪称“中日通吃”。究竟傅高义是如何做到的？

从日本到中国到中日关系

傅高义对亚洲的涉足始于日本，在中国要重现当年《日本第一》在日本风靡的景况，还是等到2012年中文版《邓小平时代》出版之后才得以实现。

傅高义出生于1930年，其少年时代，正是日本帝国的最后15年，也是中日战争以及美国参加的太平洋战争的年代。或许正是抱著亚洲战争何以打起、美国的角色又如何的问题，使他在战后与中日这两个东亚大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尽管华人深知他是西方研究中国的大家，然而傅高义对亚洲的兴趣乃至对亚洲课题的涉足，却是从日本开始的。傅高义的日本研究早过中国研究，他在日本成名也远远早过中国。

1958年，从哈佛博士毕业的傅高义踏上了日本的土地，那时美国结束占领日本才6年，那年他28岁。为期两年的留日生涯中，傅高义花了一年的时间学日语，到了第二年才开始进行家庭调查。1969年傅高义在美国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书——《日本的新兴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阶层及其家庭》（ Japan’s New Middle Class）。这本处女作，首先是成就了他“成为有关现代日本的最前沿的美国观察家之一”。然而，这个时候，他在日本还不知名，事实上这本书的日文版是10年后才出版。

让“エズラ・ボーゲル”这个傅高义的日文名字在日本名声大噪的，是1979年他那本横空出世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教训》（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尤其是4年后日文版在日本出版，随即引起轰动，风靡整个日本。笔者留学东京是1990年代，那时仍能感受到这本书影响的痕迹。无需赘言，《日本第一》使他成为当时日本最知名的西方学者，而这本书在当时日本的影响力，恐怕比之后《邓小平时代》在中国的影响力之上。不止于此，《日本第一》还被翻译成中文、法文、葡萄牙文、印尼文等，成为当时世界认识日本的重要媒介。

傅高义涉足中国研究的契机，正是受到哈佛汉学家费正清教授的鼓励，于1961年进入费正清主持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开始学习中文，教他中文的是赵元任教授的女公子、哈佛第一位华人女教授赵如兰。那是冷战的年代，新中国还处在锁国状态，西方与中国也还没有接触，而那时包括日本和韩国等西方阵营的学子们要留学学中文，大多到台湾的国立师范大学，也有少部分会去了香港中文大学。

冷战时期公认的西方观察新中国（China Watching）的最佳地点是——香港。想研究新中国，却未能踏足中国大陆的傅高义也选择了香港。1963年他首次踏足香港，一方面在那里收集有关大陆的研究资料，另一方面则与其他学者一同筹建了后来被称为冷战时期西方研究新中国的资料重镇——“大学服务中心”。1988年傅高义积极参与促成将中心纳入香港中文大学，其本人还从1992年至2015年期间，一直担任该中心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讽刺的是，就在傅高义辞世三天后，香港媒体就报道该中心将于2021年面临重组，一些舆论担心重组后一些敏感库藏可能被封存。

结束在香港的一年资料搜集后，傅高义于1964年回到哈佛大学，并开始撰写描绘新中国1949年后广东发展状况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Canton Under Communism）。该书于1969年出版，随即获得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年度教科书奖，也成为尼克逊总统访问北京前，美国了解新中国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事实上，1971年基辛格在尼克逊访华前，还特地专程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与费正清和傅高义等“中国通”，就中国问题听取了这些在当时最顶尖中国研究专家的意见。傅高义也在尼克逊破冰访华之后，于翌年即1973年开始踏足他期待已久的中国土地。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自然也吸引了已经是西方最重要的中国观察家（China Watcher）傅高义的关注。1987年傅高义前往广东进行为期8个月的田野调查，走遍了广东70个县，展示了其早年求学时期受到社会学训练的治学本色。是的，傅高义绝不是一位躲在象牙塔里里的学者，自从1958年初次造访日本之后，他每年都会来到亚洲，或讲学或交流，直到2019冠状病病毒 疫情爆发初期，他仍在北京进行访问，与年轻学者交流。

1989年傅高义根据其在广东的调查，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开放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1989）。这本提供美国了解改革开放后前10年的重要著作，加上之前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奠定了傅高义作为西方最重要的现代中国研究学者之一的崇高地位。

然而，傅高义在中国的知名度并没有提升得那么快。事实上，《先行一步》的中文版，要到了2008年才出版。尽管如此，他的名声却也在中国开始为人所知。只是在中国要重现当年《日本第一》在日本风靡的景况，还是要等到2012年中文版《邓小平时代》出版后才得以实现，这时他的生命只剩下8年的时间。

笔耕不辍的傅高义于过世前一年的2019年出版了最后的著作《中国和日本》。然而，这本书，对他的成就与学术身份，却有了另一层的重要意义——他不仅是中国研究的大家，也不仅是日本研究的大家，还是中日关系研究的大家，而后者的艰难之处，则远在前两者之上。

负责出版《中国和日本》中文版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基于笔者也长期从事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也曾受教于是傅高义先生，而邀请笔者为此书撰写书评。在分析该书的特色之余，笔者也将之延伸到另一个问题，傅高义究竟慿什么能量，让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两个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关系极为复杂的人民，都对他推崇备至？就此，笔者认为和他治学中的三大因素有关。

治学

傅高义教授明确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如此的思想，自然是建基于他对二战期间军国主义下日本社会特征的理解。因此他呼吁中日两国都应该更积极地理解历史、直面历史。

其一，避免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先别论及傅高义是如何同时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正面接纳，作为一位研究外国的学者，如何赢得研究对象社会的认可，本身就是一大挑战。更何况研究现代新中国的傅高义是来自“美帝国主义阵营”，且非具有清晰的左派意识形态的学者。如此的背景，如何才能够获得中国菁英乃至社会大众的接纳，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笔者看来，傅高义的研究乃至他的思想，并没有刻意讨好中国，而是基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则——毋需用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发展。他倾向抛开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束缚，无论在进行田野调查，还是基于调查的论著，都暂时忘掉了自己是美国人的身份，而直接进入乃至深入了解和理解研究对象的世界。他在与中国人接触时，尽管外貌无法改变，然而那种真诚与亲切、谦虚的态度，没有让许多中国人觉得在与“老外”交流，也因此他比其他“老外”更能理解新中国社会运作合理性的一面，尽管这并不意味著他不了解中国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制度上和观念上的。

另一边厢，战后美国与日本同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上不存在明显的隔阂。然而，毕竟美日之间在文化体制与社会制度上的差异仍然巨大。年轻的傅高义于1958年踏足日本的那一刻，就是带著了解日本社会结构的心态而来，没有丝毫“占领者”傲慢的身影。

值得强调的是，傅高义对研究对象的日本与中国的热忱及谦卑的态度，与过去西方世界隔著一层纱地对东方世界的好奇乃至“着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心态截然不同。傅高义心中的亚洲，不是想像的遥远世界，而是在田野调查中可以随时随地谈笑风生的第二故乡。他既没有“东方主义”潜在的傲慢心态，也没有处处以西方人的思维来审视亚洲，这是他既赢得日本社会的信任，也获得中国社会接受的根源之所在。

其二，傅高义擅于积极正面看待中日的历史，擅于挖掘并重视各自社会的长处和优点。正如傅高义教授公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日本研究的斯蒂芬•沃格尔（Steven Vogel）教授在讣文中，称父亲“具有洞察每个人和每个国家的优点，这是他自己无法抑制的一种能力。”笔者看来，傅高义教授所具有的如此“能力”，与国师大师钱穆所言，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可谓异曲同工。傅高义正是秉承对中日两国的历史和社会的“温情与敬意”，让他得以“中日通吃”。

然而，如此的“温情”，并不意味著傅高义教授不直面两国历史中的错误与问题。在《邓小平时代》，傅高义花了37页的篇幅，描述“六四天安门事件”，尽管之后有批评认为他对邓及六四还是“宽容”。他在晚年的发言中，也积极鼓励中国与世界接轨、主张法治是国家长治久安所必须的、同时认为建立约束权力的制度是关键。另外，他在《中国和日本》中，也直言1999年江泽民访日的失败以及批评中国利用历史问题来应对当下的中日关系。

2019年底，傅高义来到香港中文大学这个他非常熟悉的校园，那时正是香港社会反修例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中大也成为“风暴中心”之一。尽管他对如此矛盾尖锐的历史事件的场面也“见惯不怪”，也深知评论该事件的敏感度，但仍能在访谈中坦率地表达了他的看法，提出了“执政者要调整对港政策，不能沿用国内那套强硬手段”的观点。

此外，基于对中日近现代史的洞察，傅高义教授还明确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如此的思想，自然是建基于他对二战期间军国主义下日本社会特征的理解。因此他呼吁中日两国都应该更积极地理解历史、直面历史。言下之意，也是暗示如今崛起的中国也应当吸取当年日本崛起后的教训。然而，他对中国与日本的这些批评，仍然是在“温情与敬意”的框架下进行，仍然是以“朋友”的身份，希望“朋友”发展更好的前提下来进行。这种方式使得他的批评不具有敌意，也因此比较容易获得被批评者接受。

其三，傅高义发表难度较高、较容易引发中日读者不满的著作《中国和日本》的时间较晚，仅在他离世的前一年，相当程度避免或降低了两国读者对他所论述的中日之间无可交集的一些历史的不满意见的累积和发酵的可能。

《中国和日本》这本巨著横跨东亚1500年的历史，整本书的架构是“日本向中国学习”（古代的600年-838年）与“中国向日本学习”（近代的1895年-1937年；现代的1978年-1990年代）的“中日互相交流史”。诚然，书中无可避免地论及中日两国矛盾激烈的历史，包括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对外扩张、中日之间的两场战争、战后的历史问题与钓鱼台列屿（大陆称钓鱼岛）争议等。傅高义教授对这些敏感问题的论述，更多的是根据历史史料的客观分析，以及中日之间对这些议题所存在的不同理解，而并非基于价值判断的评价。

第三者的宽容？

傅高义不是“完人”，他的论述与观点，以及他的治学方法与处世之道，自然容许也欢迎来自不同视角的评论。

尽管如此，正因为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钓鱼台问题，皆为极容易刺激双方民族情绪的敏感议题，即便如何客观，都难免未能同时讨好两国的读者，甚至因此得罪双方。所幸，傅高义教授是在已经获得中国和日本双方都接纳以及欢迎之后，才较多触及这些议题，也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使得中日双方都能视之为“善意的批评”，或“对第三者的宽容”来理解。

诚然，傅高义不是“完人”，他的论述与观点，以及他的治学方法与处世之道，自然容许也欢迎来自不同视角的评论。同时，他之所以能够“中日通吃”，既非必然，亦非偶然，也都离不开他至死不渝对中国与日本、对亚洲与世界，乃至对人类的“温情与敬意”。

现实向来不是理想主义者的天堂。傅高义的母国与中国的关系当下正处于40年来的最低点，相反傅老长年念兹在兹的中日关系在经过了8年前“钓鱼岛风暴”的洗礼之后，目前处于有所回暖的阶段。这些基于地缘政治与霸权争夺的大国关系之间的变迁，对娴熟美、中、日三角关系的傅高义而言，不过是历史的过程，或许也是重复历史的过程。

只是在此依然云谲波诡的年代，如今我们永远地失去了傅高义这样既有温情又身具洞察力的智者，不仅对中日两国而言，相信对美国乃至世界而言，无疑是无可挽回的一大损失。

（林泉忠，东京大学法学博士、中研院近史所前副研究员，师从傅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