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后疫情时期的欧洲对华策略：不会联美抑中，但更不会联中抗美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本月初结束了对欧洲五国为期八天的访问，此行目的是联手欧洲国家抵制美国对华经济脱钩的单边主义行为，但是试图阻止大西洋更紧密同盟的努力并未收获多少实质外交成果。到访国家政府对中国努力推动的多边主义论调并不彻底买账，疲乏情绪被推至新顶点。王毅没有就中欧经济症结提出建设性的提议或让步，欧洲人批评中国对Covid-19疫情处理不当，以及关切香港和新疆人权状况恶化的诉求也没有得到妥善回应。

虽然在中国外长抵达之前，人们曾担忧对华利益参差不齐的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挪威五国政府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但各国无一例外，默契地将分歧直接展现在王毅面前。两年前中美贸易战开打后，外界就一直在猜测欧洲会选择哪一边，现在这个答案终于清晰：欧洲不会联美抑中，但更不会联中抗美。欧洲接下来将不会“天真地”继续等待中国做出改变自身行为方式的空头承诺，而将主动修正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以减少依赖程度，为能在捍卫欧洲价值观时挺直腰板。

欧洲对中国外交努力的舆论回应

“中国的目标是将国际秩序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选择性多边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经济和社会权利优先于政治和公民权利。”在王毅欧洲行的同期，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在西班牙媒体上撰文写道。

意识到欧洲在地缘政治经济棋盘上的重要性，中国外交正在尝试努力突围。9月3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紧接着王毅访问西班牙和希腊，为9月13-14日中欧领导人线上峰会做准备。两次外访涵盖西欧、南欧和北欧地区，但没有选择近些年努力的经营的“17+1”合作框架下的中东欧地区。

受疫情防范措施影响，领导人“撞肘问候”成为极具外交意涵的动作，也被中国官方媒体利用作中欧团结抗疫的宣传。但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王毅行肘击礼时格外热情，则被本地评论员批评做得太过火。有传言马克龙也想参与两周后与习近平的通话，但欧盟只确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von der Leyen）、轮值主席国首脑默克尔以及欧盟理事会主席、比利时人米歇尔（Jean Ghislaine Michel）三人出席中欧高层峰会。默克尔没有接受王毅的会见请求，德国执政党基民盟也未派重要代表与中国外长会面。

相较之下赢得较多赞扬的是德国外交部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他在与王毅的共同新闻发布会上态度凛冽，当面反击中国外长要捷克参议院议长访台“付出沉重代价”的威胁，说欧洲不容恐吓，且希望国际合作伙伴待以相同的尊重。这位来自社民党的政客热衷于被媒体如明星般追捧，常被批评外交手腕不够纯熟，更因为喜欢在Instagram上发和国际知名人物的合影，而被讥讽为做作肤浅的自我公关。今年6月在一档德国政治谈话节目中，他被问到去年与黄之锋在议会大厦合影的争议事件，他将黄描述为分裂主义者并强调要与北京接触，就被批评为懦弱和不负责任。

因此，马斯此次提出希望中方撤销港版安全法，督促联合国组织独立调查团实地调查新疆问题，德媒纷纷肯定外长在涉华议题上作出明确表态。柏林自由派《每日镜报》（Der Tagesspiegel）评论，马斯向中国发出停止信号，引起人们众多的期望；德中关系已经积累了太多的负担，无法用礼貌的鼓声或外交缓和来协助解决问题。文章还说，中国政府听起来像是多边主义的“掌玺大臣”，但在友好的语气背后，积极捍卫领土主张和对经济竞争对手的不公平规则，则显示出一个不同的现实。

持保守主义立场的《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评论，德中关系愈发艰难，但仍有可利用的回旋余地，马斯没有对中国客人进行训诫，但无论如何，他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德国联邦政府在香港、维吾尔族、台湾议题上的立场；在疫情方面，中国人可能对当局的“危机管理”感到满意，但西方社会的看法却截然不同，所谓宣传的成功很快会消退。位于慕尼黑的《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在题为《谎言之歌》的评论文章中说，王毅歌颂中国是患难时期的帮手，他在巴黎表示自己是欧洲主权坚定的支持者，巧妙呼应马克龙自己在欧洲愿景中希望领导欧盟的方向；通往真正的欧洲主权道阻且长，但肯定不会通过北京来引领。

德国的多样化外交战略

可以让中国松一口气的是，德国的确不会寻求自愿自杀式的美式经济脱钩，而是自主提出一个新的关键词：多样化（diversification）。Covid-19疫情显现出德国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特别是对中国医护设备的依赖，因此急需多样化供应机制。这个新的战略表达，也涵盖德国寻求发展其他政治合作伙伴和经贸往来对象的愿景，以期将中国筐子里的鸡蛋拿出来，放到周边地区的篮子里来分散未来风险。

在王毅结束对德国访问之后，联邦政府正式发布印度洋-太平洋政策指导文件，指明德国“多样化”战略的实操路径。德国成为继法国之后第二个公布印太地区外交策略的欧洲国家，为其他仍在讨论制定类似地区策略的欧洲国家进一步提供了范式。不同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复，德国外交策略相对深思熟虑且具有长期连贯性，这份指导意见料将成为接下来十年德国外交的重点，也会对依赖海外市场的外向型德国企业产生深远影响。

虽然需要等待多方进一步填补政策的实质内涵，但这份指南性文件对两个正在混斗的地缘政经大国分别释放了明确的立场信号：一方面，拒绝美国选边站的拉拢以及不参与遏制中国，积极背书多极世界；另一方面，转变对华政策方向，更广范围确定德国自身地位，寻求与其他区域重要国家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发展伙伴关系和贸易协定，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同时并不意味着要离开中国。

外长马斯说，德国同印太地区“共享民主与自由原则”的国家紧密合作尤为重要。随后德国驻印度大使林德纳（Walter Lindner）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说，印太战略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但会向“恃强凌弱或霸权主义”国家发出信号，应该遵循同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联邦政府在指南中强调了开放的海上航线的重要性，将捍卫欧洲价值观的理念带入印太地区，可以预计会在更具争议的南海等问题上，与中国强烈反对外国干涉内政的外交理念形成正面冲突。

围绕印太战略有许多等待回答的问题，比如政府会制定怎样的政策来激励企业拒绝中国市场的诱惑力，具体哪个经济产业部门应该减少对中国未来的投入，减少份额应该维持在什么水平对德国来说才是安全的等等。

德国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每年约为2000亿欧元，2019年，德国30家蓝筹股（DAX）企业平均15%营业额来自大中华区，两家车企大众和宝马在华销售份额更高，分别为42%和34%。1995年中国市场份额在德企海外版图才只占到区区3%，而如今跃至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海外市场，DAX集团在中国拥有近700家子公司。特别是后疫情时期中国市场展示出极强的回弹力，一众德企恐怕短期内难舍这只金鹅。

避免经济勒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互相依赖，很难厘清中国和德国之间究竟谁更离不开对方，但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这样从中国崛起进程中获利颇丰。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对华政策的座右铭是施罗德总理发扬光大的“经贸促转变（Wandel durch Handel）”，即坚信经济合作比政治孤立的制裁更有可能启动民主化进程。德国首脑在频繁访华时携带商贸团，签署肥厚的投资贸易订单，但对得罪东道国的人权问题上保持谨慎沉默。默克尔总理继承了这一外交路线，这也导致中德交往中出现离奇的双轨运行，一边是热火朝天的产业技术全方位合作，一边是冷冷清清的政治制度极度不信任。

制度的冲突

正是在这种有别于欧洲自由开放制度的孕育下，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兵临欧洲大陆城下，尤其威胁到欧洲引擎德国的利益。中国企业依靠国家资源扶植成长为欧洲产业科技的有力竞争者，出手阔绰地大量收购因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陷入困境的欧洲工业及科技企业，将欧洲先进技术反哺助力中国国内产业升级。甚至国有企业中标欧盟“凝聚基金”（cohesion fund）支持下的基建项目（中国路桥公司牵头承建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蚕食了欧洲公司在自家地盘上的蛋糕，而欧洲国家在发展5G移动通信技术上也暴露出对中企的依赖，与其争夺“数字主权”的愿望背道而驰。

中国也不掖着挟持外国企业在华经济利益，作为“报复”原国政客在争议地区及人权问题上发声的意图。无论是释放会将德国车企及北欧电信设备供应商的在华业务，作为施压欧洲国家允许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的筹码讯号，还是威胁要让捷克“公然为台独势力张目”而付出沉重代价，颇具霸权色彩的言辞表态让欧洲民众对中国好感度持续下降，也让政策制定者寝不安席。

港版国安法则为德国社会要求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带来进一步的需要，智库媒体及研究机构开始涌现“少一点中国未尝不可”的讨论。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主管胡谧空（Mikko Huotari）在媒体评论文章《如果有疑问，就少一点中国》中认为，伙伴关系作为中欧关系的标准模式早已行不通；在对华政策中坚持中国不可替代原则是不明智的，也是错误的，这是由经济上依赖中国的说法推动的；中国目前对欧洲依赖程度反而要高得多，需要德国大企业创造就业及推动创新。此外还有更严苛的批评声说，德国政府的优柔寡断和个别公司出于利益出发的政策游说，让德国成为欧盟采取强硬对华政策的阻碍。

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在今年2月曾发布一篇德国经济对中国出口依赖性究竟有多大的研究报告，结论为超过97%的德国生产地毛附加价值（GVA）不依赖于对中国市场的增值出口。德国对华货物出口占比从1991年的0.8%大幅增长至2018年的7.1%，但若以出口增加值核算，对德国整体经济的贡献只有2.8%。总体而言，德国经济对中国出口的依赖度有限，德国一些大企业在华销售份额较高的数字掩盖了整体图景。

德国联邦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向，正是对其国内舆论千呼万唤的回应，外界还期待它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协调步调一致的欧洲对华战略。虽然成员国间对中国市场渴望程度不一，且内部声音纷杂，但在今年疫情滋长的对华负面情绪助推下，共识可能比以往更易达成。根据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7月收集民调统计，48%的欧洲人认为疫情让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恶化，其中法国和德国对华负面看法比重分别为62%和48%。

王毅访欧之行中唯一的希望之光，是中国力促在今年年内达成全面、平衡、高水平的中欧投资协定，但欧洲人对这个已经马拉松式谈了七年之久的协定心里没底，欧盟委员会主导谈判进程的贸易委员霍根（Phil Hogan）因违反防疫规定辞职，接替他的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并没有参与贸易谈判的经验。中国高层可以在接下来四个月里做出蕴含政治意味的让步，但欧洲人愿不愿意接受一份在时间压力下草草达成的协议则是另一回事。

欧盟在贸易谈判中尤其对中国国有企业职能、产业补贴及行政垄断等焦点议题，表达市场竞争有可能被扭曲的担忧，但中国内部的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为欧洲人的看法作出让步。6月底，《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审议通过，实际上要进一步加强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以发挥其在全民战疫及经济复苏中的战略意义。因此，中国切实改善欧洲公司的市场准入问题才是贸易协定的首要目标，也是相对容易满足欧洲需求的方面。

欧盟在地缘政治中独立意识的觉醒，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大西洋主义同盟关系经受了一轮幻灭密切相关，也让欧洲现在采取更现实主义的路径。但对于其自身的意志来说，与其说欧洲在等待拜登上台，不如说在等待默克尔下台。留给中国改善对欧洲关系的时间并不宽裕，如果来不及将建设性的提议摆上桌面，用与欧洲价值观相冲突的态度去进行沟通，也不会对中欧关系带来任何好处。

（张梦圆，旅居德国的国际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