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梁俊彦：香港民主派35+初选结果的三重解读

香港民主派于7月11至12日进行立法会选举“35+初选”，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第一场公民投票，这场投票一波三折——投票前，新上任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指民主派初选可能有违国安法，其后多个政府部门放言炮轰，更明言将向协助参选投票的区议员作出行政追究；投票日前一晚（7月10日），香港警方以“电脑怀疑残留警员资料”为由，上门搜查主办初选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警方指“检查了一些电脑记录以协助调查电脑系统怀疑被入侵案”；连日事件引起民间高度关注，至投票日，全港逾60万人到约250个服务站投票，占全港登记选民人数13%，远超主办方原先预估的17万人，选举结果在7月13日公布，中联办当晚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反对派策动非法初选，破坏选举公平，涉嫌触犯国安法”，7月14日港澳办继发声明，指支持查办。

负责统筹这次民主派初选的协调人是不久前出狱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由于香港立法会长期存在建制和反对派力量结构性不平衡的情况，早在上一届立法会选举（2016年），戴耀廷就推出“雷动计划”，主张民主派要在选举中协调，但败兴而归；今年政治气氛有变，泛民主阵营同意进行协调初选，“35+”的想像即为该阵营争取在立法会70席中拿下至少35席，来打破历史上民主派从未能在议会中议席过半的纪录。

然而，泛民主阵营的各党派和素人候选人其实也各有打算，“35+”的另一个想像，是若民主派能够夺得过半议席，将会否决当届立法会要通过的第一笔财政预算案，以迫使特首解散议会，触发宪政危机，以民意倒逼国际向北京施压。这也成为了初选前期阵营内部争执最大的地方。依据对这一点的不同立场，又粗略有三种意见，“传统民主派”不置可否，愿意这样做的参选人称自己为“抗争派”，“本土派”则一贯与民主派有路线上的分歧。

带著这些问题，是次初选还是举行了，戴耀庭指超过60万市民投票是“香港人在国安法威胁下再创奇迹”，最大意义在于“团结”民主派内各阵营自2016年大选后碎片化的局面，弥合不同派系间分歧，争取于议会战线变被动为主动，加强抗争运动筹码。那么，选举结果到底如何，反应香港市民支持哪种抗争想像，对九月的立法会选举会产生何种影响？民主派初选结果能够作出多重信息解读：这既是一场香港人反抗国安法的公民投票，也是民主派选民对35+组成的意向投票，亦可看作为一次民主派抗争路线公投。

抗争派挑战主流政党

表面上，初选是为了团结民主阵营力量，但实际的协调过程并不容易，关键在于有关香港未来的路线之争。

国安法出台前，民主派与同意初选的本土派，在35+路线、协调可行性、初选机制争议，都是处于先有原则再谈细节，再逐步落实，讨论主要在于初选机制如何能够相对有利于本土派素人。起初，“本土派”内部就已经在应否参与35+及初选上出现不同意见，更有本土派在协调过程中，以“民主派不可信”，“立法会过半战略不切实际”等理由退出及拒绝协调。

国安法的出台则令民主派内部出现分歧，有人认为在国安法下，中央大规模取消民主派候选人资格（DQ）并非不可能发生，那么且不论是否能夺取35个议席，是否能有35名以上民主派候选人成功参选都将成为变数，这进一步加剧了民主派内部对立法会过半战略是否可行的质疑，亦拉扯出新一轮内部路线辩论。

另一边厢，戴耀廷曾表示，不会要求参与初选的人士签署任何协议，包括已经在初选协商会议上取得共识的、承诺若当选后就会以否决财政预算案来迫使特首回应五大诉求，以及若自己支持度跌出可当选范围就会停止选举工程等条款的“共同纲领”。戴耀廷解释，这样做的动机是，“在国安法的阴影下，不想制造借口给政府去DQ任何人。”

然而这两项条款恰恰关乎“35+”之后的抗争想像，因此反倒激起多名不认同戴耀廷的初选参与者（多为原来的自决派、本土派）及公民党（泛民大党）联署“墨落无悔声明书”，重申“共同纲领”乃一众参选人之合作基础；拒绝签署的民主党及社民连则饱受质疑，更一度引起初选能否如常进行疑虑。其后，部份联署人组成“抗争派”，以原本倾向自决派的香港众志、朱凯廸，及本土派素人为首，成功以声明书一事主导初选选举议题，站于主动位置。

“墨落无悔声明书”一事亦充分说明民主派与本土派间一直因为阵容角力，长期处于交锋状态，信任基础薄弱。初选最初并不为各派看重，协调工作一度落入困局，及后是因为运动内部民调显示，运动核心支持者对初选期望甚高，才由民意促成民主派与本土派合作，最终达成协调协议。

初选主轴集中于抗争派与妥协派对决、议会路线及抗争运动路线的交锋，抗争派提出民主派议会路线过去一直由大党左右，今次初选除了是对北京的反击，亦是对民主派路线的公投，民主派亦应该摆脱“百货应百客”的比例代表制束缚，告别大党温和路线，重建以抗争者为主流的新民主派。

抗争派主张，国安法压境及DQ阴影底下，香港政治生态已完全改变，假装一切如常在议会议政，乖乖扮演北京允许的忠诚反对派角色，以反对票应付议会抗争张力、向香港人贩卖希望、推销议会政治仍有路可行，永续议政，或以“制度内抗争”在政治角力中意图偷安，在当下是根本无济于事，唯有主张以议会制度为赌注，引发破局，若35+能够成功，亦几可肯定引来北京发动DQ打压还击。换言之，若然DQ是无可避免，则不应再纠缠于议席，而是反过来借DQ向北京进攻。

本土派大胜，已进入主流？

抗争派力主民主派应以本土及抗争派成为主流、提升香港民主运动抗争力度，以应对国安法后政治环境的主张，到底受不受民意欢迎，从派别得票的初步结果（截至本文截稿，民主派尚未发布完整结果）中可进行理解。

如划出一条出线界线（即每区在立法会选举上的目标议席数目），可见这次的选举结果中，有传统政党背景的有10人，13人属无政党背景，民主派内部势力已有明显转移——抗争本土派攻下多区的首三席位置，完成主流化目标，一改以往民主派大党主导形势，而且民主、公民两大传统政党的多名现任议员，仅在多区的最尾两席入围，民主党更有现任议员以尾席出线、甚至未能出线，九月大选战力成疑。

新界西：出线名额 6

本土及抗争派全取头四位，完成主流化目标，并以73.33%得票比率冠绝全港，其中新任区议员张可森、伍健伟，成功结合网络动员、地区动员及配票三个策略，领先于现任议员尹兆坚、郭家麒，成为抗争本土派成绩最亮丽一区。

而第7位工党代表吴敏儿， 继2016年李卓人后再次落选，工党工运路线于民主派内定位，值得检讨。

新界东：出线名额 7

本土及抗争派于素有“激进派基地”之称的新界东出选，在一共12张名单混战下，在7席出线名额中占3席，何桂蓝、刘颖匡以首两名出线，邹家成则以第5位出线，在初选过程中饱受围攻的公民党杨岳桥，以第3席出线，战力顽强，外间评估杨岳桥是次有可能只能勉强过关，现在能守住第3，证明其民望未有大减。另外，在近三届大选中连续当选的社民连梁国雄未能出线，新界东激进民主派与本土派选民投票意向是否出现转变，情况值得注意。

九龙西 ：出线名额 4（暂拟）

本土及抗争派出选属本土派主场的九龙西，张昆阳、冯达浚成功于4席中夺取两席，空降参选的社民连岑子杰则以“民阵召集人”的高人气姿态成功出线，连同现任议员毛孟静，4席中有3席属本土阵营候选人。在投票日连连告急的民主党现任议员黄碧云，则排名靠后，已在7月14日下午宣布放弃连任，并全力支持成功出线参选人。

九龙东 ：出线名额5

九龙东从过往选举结果推算，若民主派配票得宜，将有可能挑战四席，黄之锋首席出线可谓无悬念，公民党形象最好的现任议员谭文豪夺得第2席，以新人区议员连线方式参选的李嘉达第3位出线，是今次初选其中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李嘉达以素人姿态仅当选半年，知名度由零开始累积，最后能成功超越2016年于同区败选的谭得志及扎根地区多年民主党胡志伟，等同越级挑战成功。而仅仅入围的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会否坚持出选，亦足以影响民主派九月在九龙东的选情。

港岛 ：出线名额 4（暂拟）

民主党许智峰成为该党唯一首名出线的现任议员，袁嘉蔚则成功与因国安法被迫离港弃选的罗冠聪接力，以第2名出线。于选举论坛表现出色的本土派新任区议员梁晃维，则力压公民党新人郑达鸿，以第3位出线，本土及抗争派在港岛4席同样占一半，而郑达鸿要完成于九月夺得港岛第4席任务，极需要向港岛地区力量寻求合作，增强跨光谱与跨阶层得票力。

超级区议会 ：出线名额 4（暂拟）

超级区议会民主派目标4席，稳夺3席，抗争本土派岑敖晖、王百羽两人均成功出线，王百羽于初选提名期较后时间登场，仍能以第3名出线，足见其实力。民主派最资深现任议员民主党涂谨申会否坚持出选第4席，亦影响民主派挑战超区第4席部署。

左翼淡出

民主派议题政治化倾向越见明显，左翼议题候选人在初选支持度，成为左翼议题民意指标。因应香港社会运动传统，一直稳占民主派内部少数派议席的左翼基层路线及议题候选人，在近两届大选中，因为议会抗争路线出现、及本土议题成为民间焦点的双重背景下，左翼基层路线及议题，所得议席已逐次减少。

是次初选中持左翼立场的，原本有工党郭永健，但他明言希望集中选票予其他左倾候选人而退选，仅余劳工议题工会领袖吴敏儿。其余三位是深水埗地区基层政党，民主民生协进会何启明，致力残障及基层权益议题、因郭永健退选而临阵接棒的李芝融（独立），致力种族议题、香港首位印裔社会工作者安德里（独立），加上激进民主派社民连岑子杰及梁国雄，六人出选，最终何启明吴敏儿与梁国雄皆仅仅落败，只有岑子杰一人出线。

本土派成为主流结果，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本土派支持者是近年香港政治运动主体，故此其集体意向有极高决定性。

第二，是对北京2016年 DQ 梁游、重判旺角鱼蛋革命被告梁天琦等人众多事件的回应。

第三，连带第一同时是向当时民主派各种行为判断失误造成派系撕裂，以团结合作为底线的一次清算盘点。

另外，本土派成为主流后，面对的课题是如何与民主派发展良性关系，例如如何令本土意识成为民主派主体，成为多数，另外是应对当下政治困局本土路线，在坚实抗争以外可能性是甚么，而不能再停留于宣传香港民族认同的阶段。

九月选举与抵抗DQ，关键的不是派别二分

港府早期指初选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中联办、港澳办亦在这两天发表谴责声明，言语间有迹可见北京很有可能进行大规模DQ，接下来可见分晓。但港府和北京未马上动用国安法，而等至结果出炉，其中意图或许是仍然希望先观察选情与民主派及本土抗争派团结程度，再拟定打压手段与力度。

而解读初选结果，笔者倾向以抗争运动成绩表角度去阅读，而不是以本土vs民主派的角度。例如民主党许智峰、邝俊宇，公民党谭文豪成绩仍然亮丽，证明传统大党成员表现仍受认同。笔者认为面对九月选举与抵抗DQ，关键的不是派别二分，要探问的是如何能够促成民主派内部跨光谱团结，使初选出线者能够做到得票最大化，令各PLAN B 出选人仍有可能当选。

跨光谱团结将是重要而相当复杂的课题，关键是各光谱要互相配票，方有可能成功；而互相配票的前提是信任，初选成功建立部分互信基础，但要做到阵营间互相配票则仍有距离，假若未能团结泛民支持者与本土抗争派支持者，九月大选的政治动员力将大大削弱。回想过往两次九龙西补选民主派落败主因，正正是民主派派出候选人，未能成功充分动员本土派选民而落败，因此当本土抗争派成为主流，同样考验将于五区同时出现。

如何整合阵营间差异，缔合团结以做到成功配票，将会是35+能否成功的重要环节，其次本土抗争派如何把握时间，进一步宣传自己特点与路线扩大得票基础，提高得票力将会是比起依赖民主派配票更为治标治本，才能达成彻底完成主流化的目的。

今次选举结果是选民同意抗争作为面对畸型议会与不对等港中关系的回应，可视作一种议会路线行动升级或特殊应对方案，与议会路线本身的局限没有绝对关系，而是一种在特殊状态下宁可暂且放下议政工作，一种迫不得已的判断。往后在议会中还能做什么，则视乎何时摆脱畸型议会状态而定。

（梁俊彦，前立法会议员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