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方方战争：“递刀论”的旧答案和新问题

方方日记引发的代际冲突，也走向了集体举报。几位中国高校的教授或退休教师公开表态支持方方后，均遭到举报（罪名为支持港独、台独或批评中国共产党）而被学校调查。在这一点上，方方日记和香港反修例运动所引发的舆论大字报殊途同归。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在主流舆论场没有讨论空间，前者还能“负隅顽抗”，发声回击。

方方谴责带头者是想回到文革的“极左分子”，红三代导演叶大鹰也表态因为“痛恨用政治口号煽动仇恨的那些人”而声援方方，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则将攻击方方的年轻人称为“反对改开的新生代”。

另一边的阵营则把“文革”的帽子丢回去，胡锡进回应方方，“你自己的词库里有相当多‘文革时代’的畅销词”，身为红三代的“意见领袖”兔主席更为直接：“上纲上线贴标签，在年轻人看来，这才是文化革命遗物。把极左带回的其实是方方本人。”

无论哪个阵营才是文革回魂，代际矛盾都在这场冲突中清晰可见。兔主席对《武汉日记》在美国预售的点评受到众多年轻人的认同：“这本书会作为重要素材被输入到国际反中舆论里，成为 ‘反中产业’ 的一部分。它注定将为国际反中力量添砖加瓦，提供宝贵弹药。”

一、方方日记面对的新问题

对方方的攻击并无新意，无非“造谣”、“负面”、“递刀”等说法。作为新现象出现的，其实是舆论容忍尺度的极速收缩。承受大量责难的《武汉日记》，内容可谓相当克制，不仅时时体恤基层公务员的辛苦，被医护人员感动，夸赞年轻志愿者，为新增病例的减少而开心，甚至被全民指责的前武汉市市长也在日记中得到理解。方方要求的问责，仅限于湖北省和卫健委的官员，对政治体制没有一声质疑。也因此在真正的体制批评者眼中，《武汉日记》太过温和，没有切中实质问题。

“难道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让自己生活得轻松，就可以不帮助他们这些枉死者追责吗？”这样的句子已经是《武汉日记》中相对最激烈的言论，但是跟十年前体制内改革派的言论相比，都不算出格。

2008年汶川地震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曾援引宪法，发表文章《哀悼不哀悼是公民的自由》；2011年，同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公开批评重庆的“唱红打黑”，表示应该通过司法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即便到了习近平“新时代”的2015年，经济学家茅于轼也在文章中直言“任其（官员侵犯公民自由）存在下去，中国实现法治民主将遥遥无期。”这些言论当时也引来官媒的攻讦，但是在舆论生态中并非特例，也没有遭遇方方式的民间围攻。“煽动颠覆”、“境外敌对势力”之类的政治话语，在当年公民意识尚有一席之地的舆论场受众有限，甚至可能遭到网民嘲讽。

时过境迁，一场瘟疫降临，来自体制内的追责声音，几乎只剩方方。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称她为“单枪匹马”，在这个意义上十分准确。而方方面对的是一个更加保守的舆论年代，她说这是一场瞒报导致的“人祸”，年轻人大受冒犯，反问“你是说这是中国的锅吗？”；她说湖北官员的表现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准，年轻人听着也很难受，表示“过于主观”。

方方的困境，在于她面对的新世代，是真正把官方的意识形态内化为自身问题意识的一代。他们举报方方和诗人王小妮，熟练地定罪，“颜色革命”、“境外势力”、“帝国主义”，并非图一时嘴快，而是真心相信如此。他们被斥责举报可耻，反而会深感委屈，因为政治教科书和共青团中央的微博教导他们，举报是国家给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当然，这些政治词汇是用在举报中的“书面语”，在日常讨论里，方方的罪名则是“歪屁股”，是“踩一捧一”，也是“递刀子”。

一场新旧之争，同时也是代际战争围绕方方日记而起，成为疫情后中国社会最显著的撕裂。一方是职业网评员带领的年轻世代，另一方则是仍然希望澄清“公民和政府的关系”的湖北大学教授刘川鄂，强调“启蒙常识”的南京大学教授丁帆，说明“文学是良心的事业”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家新等人，都已经过了人生中途。战火不止于社交媒体，甚至烧到了不少人的家庭群、校友群。

光怪陆离之处在于，新的世代承接的话语体系比上一辈人更为陈旧，更接近1950、60年代的中国（例如一个基层年轻警察引用《毛选》痛批方方），但是从全世界民粹崭露头角的潮流看，他们毫无疑问又是新的。而被当局打散的“公知”时代残留的启蒙话语碎片，和改革开放后体制内的开明派余音，相对于年轻世代的“保守”，这些声音却更加“进步”。新旧交战，究竟孰新孰旧，难以辨认。

二、递刀论和“叛国”

方方的《武汉日记》在国外翻译、出版，成为这场新旧交战最核心的冲突。一度因扮演开明派而被网民贴上“公知”标签进行嘲讽的胡锡进（3月19日还为方方做了有限辩护），也及时调整姿态，在4月8日摆明立场：日记被拿到美国和西方去扩散，一定会被国际政治利用，从而损害国家利益。

递刀论在支持方方的阵营看来不可理喻，他们的回应路径，一是“瞒报疫情、训诫医生才是递刀”，二是“照此逻辑，国外的负面消息也是递给中国的刀”。问题在于，递刀论已经拒绝在是非（价值）问题上继续纠缠，而干脆后退了一步，承认“家丑”也不可外扬，第一条回应路径失去了对话可能。第二条回应路径，正好切中递刀论的另一面——不能把刀给敌人，因为我们要攻击（反击）对方。

从4月27日开始，央视《新闻联播》连续半个月播发评论，指控美国甩锅、污名化中国、隐瞒疫情真相、散播政治病毒、把天灾变成人祸、玩弄美国民众生命，攻势迅猛。《人民日报》不时转发《纽约时报》对美国疫情失控和失业人数上涨的报道。外交部也在5月9日发文，逐条反驳美国对中国的指控，甚至直接否定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存在野味交易。在此之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抛出病毒是由美军带到武汉的阴谋论，早已在国内的舆论场引起共鸣。

《环球时报》5月11日一篇社论，讲出了当局对中美关系的现实判断：“美国对华指责已经完全上升到舆论战的级别。”央视和外交部的宣传攻势，以及社交媒体上大量关于美国疫情的负面消息，正是中国参与舆论战的弹药。方方《武汉日记》在海外出版，因此才被递刀论者围攻。他们口中的西方敌对势力、帝国主义、反动派，不仅仅是极左毛粉（如方方所言）的招魂，而是基数更庞大的国家主义者进入“战时状态”对方方的指控。

前文提到，方方《武汉日记》的言论尺度，放在十年前的“公知时代”并不算出格。当年不少评论者呼吁宪政改革，批评维稳劳民伤财，借西方经验反思中国现实，也甚少会有“递刀”罪名。主要原因，在于当年中国仍然遵循着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国际形象不如今天一般好勇斗狠，而同时，民间的政治讨论也被看作是关于中国自身发展的不同意见，虽经常与西方民主体制对比，但那时并没有明确的“敌人”形象。

在当下，由于中国近年加速的外部扩张，递刀论者所感受到的“列强环伺”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从特朗普称中国对疫情暴发负有责任，再到美国密苏里州起诉中国要求赔偿，以及中国官媒连篇累牍地指责美国抱有冷战思维、重返麦卡锡时期，加上双方互相抛出的病毒阴谋论，和2018年开始的经济脱钩，已经说明两国结束了“战略接触”，进入近似于冷战的对抗关系之中。

全球疫情暴发后对中国显露出敌意的不止美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批评中国在抗击疫情时有所隐瞒，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表示未来可能就疫情跟中国“算账”，澳大利亚也展开了对疫情起源的全球调查，甚至亲中国的伊朗都对中国疫情数据表示过怀疑。

不过，与其说递刀论者因回应外部威胁而进入“战时状态”，毋宁认为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正是他们所渴望的。胡锡进几天前公开宣称中国需要在短期内将核弹头数量扩大至千枚的水平，引起广泛赞同。同一时间，解放军少将乔良在香港接受采访，表示当下未到武力统一台湾的时候，应该以民族复兴为重，在微博被网民批评为“投降主义”。民众对宣示武力表现出来的热情，甚至比鹰派军人还要高涨。

对宣传系统来说，只在国内批判西方敌对势力已经不足以争取民心，人们渴望见到霸道、强硬的对外宣传。《人民日报》4月份在微博发了一系列海报，对比中美政府的抗疫作为（中国“全力抗疫”，美国“甩锅推责”；中国“公开透明”，美国“诋毁抹黑”），然而即便是亲政府立场的网民，也不满意这个做法，他们评论“你应该发给美国人看，发微博有啥意思”，“中国在国际舆论上吃亏了，人日立即在国内说美国坏话……尽窝里横”。

“外宣软弱”是不少网民对宣传系统不满的表达，民族主义情绪召唤的是赵立坚“战狼式”的对外攻击，哪怕作为武器的是阴谋论。对宣传系统的不满甚至发展出这样一种论述来批评审查：因为对内的宣传审查太过严格，媒体完全服从于政府，导致记者没有战斗力，缺乏斗争经验，在舆论战之中无法和西方对抗。换言之，在舆论战的大背景之中，内部的媒体监督被认为是一种练兵，有助于壮大外宣。

在最近一场网络研讨会中，自由派知识分子钱永祥、刘擎、周濂、周保松四人就对当下中国排他性的“爱国主义”表示了担忧，并认为危险之处在于这种话语背后的垄断性。如果顺着这个思路推理，当“爱国”被一种论述所垄断，那么其他所有的异议都将有可能承担“叛国”的指责。

因此才能理解，为什么方方从未在《武汉日记》中否定中国体制，反对者却不断在这个话题上做文章——扩张性的民族主义需要意识形态武器做内部动员。新四大发明代表的科技进步，留学生爱国宣言垄断的比较政治，全球抗疫竞赛输出的自信叙事，共同催生了扩张性的民族共识——中国体制具有优越性，一种混合了文化、种族和政治制度上的民族自信。

三、第三帝国的幽灵——极端国家主义

方方的《武汉日记》写到后期，有相当大的篇幅都在与“极左”笔战。她解释自己所说的“极左”，是指用阶级斗争语言批斗她的乌有之乡郭松民等毛左，而非网上骂她的年轻人。

方方和毛左结下的仇怨，可以追溯到2016年出版小说《软埋》后，三名前中共高官发文批判，认为她否定了土改政策，为地主阶级翻案。而方方摆明的立场是，极左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双方接续的是“姓资姓社”的陈旧历史争论。至于攻击她的年轻人，方方则用“不明真相”一语带过。

声援方方的红三代叶大鹰，所站定的思想立场，也是改革派对文革举报狂潮的反思，是邓小平时代“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的历史经验。但他同样期盼更强硬的对外宣传，是绝对的民族主义者。足球运动员郝海东也支持方方，他的“公知”属性则更强一些，他讲“独立思考”，用“五毛”和“小粉红”标签对手，也用三聚氰胺奶粉、毒疫苗等社会事件进行批判回击。和方方跟叶大鹰相比，郝海东无疑更具自由派的启蒙意识。

围攻方方、叶大鹰、郝海东的大部分年轻人，尽管也学会不少文革话语，但是他们并非传统的极左，也不是被极左蒙蔽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而是呼唤强人政治家领导大国崛起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来说，方方三人究竟是改革派还是公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批判了国家。尽管只是微不足道的批判，但是在中美对抗的“战时状态”之下，无疑也是一种“叛国”。

从历史维度看，当下中国对强人政治的召唤所接近的年代，比起文革前的1950年代，更接近第三帝国到来之前的1920年代。

理查德·J. 埃文斯在《第三帝国的到来》中重现了这个战争来临之前的年代：失落的德国人渴望一个强硬的中央政府，带领他们通过民族复兴运动，恢复往日的德意志强国，提升德国的国际地位。他探究了纳粹党活跃青年的使命感来源于何处，答案是为了德国的民族团结，德意志文化的繁荣，对一战中德国战败的创伤记忆，以及绝对的爱国理想。

当下针对少数不同意见人士大规模的围攻和举报，所反映的现实是，极端的国家主义观念正在横扫舆论场，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保皇党还是改革派，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只要这种批评被认为会遭到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它就会遭到猛烈攻击。

这也是曾经的“公知”群体的无力感所在——刘擎在谈论当下的爱国主义情绪时是沮丧的：“忿忿不平的情绪一定要长大，否则会把国家带向灾难，比如德国从一战后被欺压到全民想要报复。”周濂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现在是是非黑白颠倒的一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偏爱、死忠、愚孝才是真正的爱、忠、孝，而以理性、客观、中正为耻。我们面对的是这么一群人，怎么办？”

这场由方方日记引起的舆论风波，回荡出的是越来越国家主义的青年声音。而随着年轻一代对批评政府的声音愈加敏感、对斗争经验的愈加熟练，思想光谱上无论什么颜色的人，可能都将不得不以对国家的绝对赞美，来换取自己未来的安全。

(张美悦、李瑞洋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