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宋永毅：“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追忆马若德教授的视野与胸襟

中国有一句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谚：“患难识朋友”。我和哈佛大学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的相识，就是在我的患难之中。

相识于患难之中

1999年夏，我在美国宾州迪金森学院图书馆工作，职责之一就是充实那里的中文收藏。我在暑假回国收集一些红卫兵小报时，不料被中共的安全局拘留和逮捕，其荒唐的罪名是 “窃取国家机密”。

我记得，在被抓那天深夜的审讯中，一个姓陈的中年女审讯员用荒腔走板的英语告诉我：他们对于美国研究文革的情况是完全了解的，比如我和“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的关系”…… 这个审讯中虚张声势的小伎俩，使我差一点笑了出来：尽管我在美国留学得到学位，并研究文革，当然也知道麦克法夸尔教授在这一领域内的大名，但无奈我不是哈佛的毕业生，一直和他无缘相见。另外，尽管他在1986-1992年和2005-2006年间担任过三届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职务，但是1999年时他已经卸任。

这位中共女情报人员不知道的是：她用麦克法夸尔教授的大名来炫耀自己的这句话，使我立刻认定他们手里没有任何证据，抓我纯粹是为了制止对历史真相的挖掘和对中共文革罪恶的揭露。托麦克法夸尔教授之福，我当夜就睡了一个好觉。

中共情报人员不知道的是：她用麦克法夸尔教授的大名来炫耀自己的这句话，使我立刻认定他们手里没有任何证据。

2000年1月，中共当局在国际压力下被迫把我无罪释放。我回美国后才知道，麦克法夸尔教授还真是我患难中的“福星”之一，他非常积极地参与了对我的营救活动。 当时，美国学界为救我出狱，由我在迪金森学院的同事、知名汉学家全大伟（David Strand）教授起草了一封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请愿书，发动了一个国际汉学界的签名运动。据说，当时不少海外中国问题的学者对于公开签名还是有不少顾虑的，主要是怕中共报复，不允许他们入境，使他们无法继续研究中国。

正当签名人数踌躇不前时，麦克法夸尔教授不仅带头签名，还在《纽约时报》等媒体公开抗议中共这一手法。他当时说得大义凛然：“如果宋永毅这样纯粹的学术研究者都要被逮捕，那么外国学者还怎么在中国做学术研究？中美之间的学术和文化交流关系还如何维持下去？”

在麦克法夸尔教授的带领下，签名的国际知名学者人数一下子突破了170余人，加上国际媒体对请愿信一事的广泛报道，给中国政府造成了极大压力。同时，这也开创了国际汉学界大规模地签名营救被中国政府拘禁的同事的先例，以后此类签名运动就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了。

2001年3月，哈佛法学院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联合邀请我前去讲学，我才真正相识了麦克法夸尔教授。也才知道其实他的中文姓名为“马若德”，而“麦克法夸尔”则是中国大陆翻译他著作时的不当音译而已（故下面称为“马若德教授”）。我当然向他为在我被囚禁中的仗义执言表示了感谢，他却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相援于危机时刻

“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这句话，正表明了马若德教授作为文革和当代中国研究领军人物的过人视野和宽阔胸怀。

在他过世后的近期媒体报道中，比较多地介绍了他自身的杰出学术成就，例如他研究文革的三部曲巨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其实，他伟大的学术贡献绝不仅限于他的著作，还在于他身体力行地对学科建设的贡献和对研究团队的凝聚。

纵观他的学术活动，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开风气之先的领军特征。比如，他在1963-1964年间创办中国研究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很快就通过这份享誉全球的刊物组建了西方中国研究的核心团队。再如，1980年代中期，他在哈佛大学开设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程，是全球学界的第一人。

1980年代中期，马若德教授在哈佛大学开设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程，是全球学界的第一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据我所知，受到他的鼓励，全世界至少有三十余所大学开设过类似课程，有的还是直接在他的课堂教学启发下开设的。1990年代，清华大学的唐少杰教授在哈佛当访问学者，有幸当面聆听了他的课程。回清华后，就开设了类似的文革课程，一直坚持到习近平上台后才被勒令取消。尽管结局是悲剧，但历届的清华毕业生都公认，这是最开启他们心智的清华课程之一，少杰也一直欣慰地引为他的学术骄傲。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我和美国华裔学者郭建、丁抒、周原、周泽浩、沈志佳和王友琴等人一起，用现代图书馆和信息学建立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系列，其中包括： 1、《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2001年第一版）； 2、《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2009年第一版）； 3、《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2012年第一版），和4、《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 （2014年第一版）。

这一跨世纪的史料学的基础工程，迄今已经出了三版，全球数十个最负盛名的大学图书馆都订阅了它们。我们的研究项目还得到了海外中国研究界的赞誉。今天研究毛时代的学者和年轻的研究生们，已经很少有人不使用这些数据库来研究中国了。但人们可能并不知晓：如果没有马若德教授在当年在危机时刻的倾力相援，这一数据库系列工程是无法完成的。

何出此言？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当年启动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的工程，主要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尤其是该中心副主任熊景明女士及主任关信基教授的全力支持。《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在2001年由该中心出版后，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了数百套，获得了十几万美金的收益。根据我们之间的意向协议，这些钱将全部用来出版另外的几个数据库。于是，2009年我们又成功地出版了《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

正在我们筹备出版第三个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时，中大的人事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动。熊景明女士及关信基教授相继退休，该校政治系王某被任命为该中心主任。 当时，王某是一位肉麻吹捧薄熙来的左派文人，他当然不愿意我们出版揭露历史真相的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于是，他便借口新的数据库中的一些中共《大参考》中的机密文件未经中共有关部门授权的荒谬理由，撕毁了出版协议。这使我们的工作陷入了全面困境，缺乏资金，不要说收集档案资料，连打字都无法进行。而缺乏有学术信誉的机构背书，出版又成了问题。

在危机时刻，马若德教授伸出了援手。他告诉我：你们做的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研究基础工程，他绝不会袖手旁观地看着它失败。

在这一危机时刻，马若德教授向我们伸出了援手。他在电子邮件和电话中告诉我：你们做的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研究基础工程，他绝不会袖手旁观地看着它失败。他准备设法以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名义来继续出版我们的数据库。鉴于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已经多年不曾作为出版机构出面了，他当然要花费不少精力去说服他的的同事们。果不其然，经马若德教授的努力，我们在2011年接到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正式通知，愿意出《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同时，我们又通过在美国一个大基金会工作的哈佛校友，申请到了一笔足够的研究经费，终于从危机中走了出来。

因此，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我们的整个数据库系列里，后面两个，即《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和《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都是由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的。马若德教授还为我们的整个数据库系列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的长序，他写下了这样的感人的话：

当西方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小心翼翼地进入毛时代后，他们将如何有效地把握这些纷繁芜杂的资料呢？对他们来说非常幸运的是，由七位美国华裔历史学家和图书馆员组成的一个杰出的群体（他们是宋永毅、郭建、丁抒、周原、周泽浩、沈志佳和王友琴）， 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同行的支持下，在艰难困苦中工作了十六年，收集了他们认为可以描述毛主义时代主要政治特征 —“运动”— 数量浩瀚的的资料。……这四个数据库共包含了32,000篇文件。这些数据库为学者和博士研究生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提供了一块宏大的奠基石。它将为沃克所羡慕，而整个研究领域也因此欠下了宋教授和他的伙伴一份沉甸甸的感谢之情。

其实，我们作为数据库的编者们，更因此而欠下了马若德教授的“一份沉甸甸的感谢之情”。

后来，经我们和许多西方的著名学者向香港中大校方持续上告，加上薄熙来在中共党内的意外倒台，那位担任了两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的王某只能辞职下台，由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的后两个数据库，也放到了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网上，《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系列作为一个整体，终于大功告成了。

相交二十年中的真诚和乐趣

论年龄，马若德教授要大我近二十岁。他是我的长辈和老师辈，我们之间其实是忘年交。据说他出身于英国的贵族世家，但是我从没有感受到过他有一丝一毫的贵族傲慢气息，但非常有雍容大度、幽默风趣的绅士风度。这使我们以往二十年的相交中充满了真诚和乐趣。比如，每一次我称他为 “麦克法夸尔教授”时，他总是亲切地纠正说：“Call me ‘Rod’（叫我若德）”，而Rod其实是他的小名。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和比他年轻的朋友的交往中从不以辈分和学术地位为然，相反时时流露着强烈平等意识。

2002和2014美国亚洲学会的两次年会上，我们都曾请马若德教授做我们主题圆桌会议的主席或评审人，他都欣然同意，并每一次都事先认真地写好了书面评审稿。2014年那一次他已经退休，因此买机票和订旅馆完全都是自费。

美国的学术会议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主题圆桌会议或小组会议的发言人常常会请评审人一起吃个饭，以表达对他的谢意。2002年在华盛顿的亚洲学会年会后，我和郭建、周原、王友琴和华新民等朋友都觉得实在花费了马若德教授太多时间，会后一定要请他吃一顿便饭。不料就在这一顿午餐中间，马若德教授趁我们不备，抢先去收银台付了餐费。这顿饭把这一不成文规矩完全颠倒了：本来应当被请客的主席/评审人，竟宴请了5个应当请客的发言人！

当我们指出这一举动的“不合理”时，马教授却非常“严肃”地说：“我认为这一规矩其实不合理，按中国文化的规矩，应当是长辈先请小辈，工资高的先请工资低的嘛”，我们听罢都大笑不止。

在这顿饭的最后，餐桌上还留着一只最大的大虾，我们都请Rod吃了。但是他却幽默地说：“我看到这只大虾上写着‘王友琴’的名字，因此应当是请她来吃……”我们当然又一次被他的幽默激发出了满桌笑声。但事后一想：王友琴博士是当时的唯一女性，在他这一看似漫不经意的小幽默中，其实有着对女性的大尊重。

“我已经比毛主席长寿了”

2014年亚洲学会年会在费城举行，时值马若德教授84岁生日之际, 他又一次担任了我们主题圆桌会议的评审人。参加发言的我、郭建、周泽浩、熊秉纯等决定在会后为他办一个生日聚会，告诉他这一次一定要由我们来付款，因为他已经退休，没有了哈佛的工资。而我们还在工作，工资就比他“高”了。马若德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逻辑”，非常高兴地参加了这一生日聚会。当时参加这一聚会的还有法国学者白夏（Jean-Philippe Béja）和潘鸣啸（Michel Bonnin）；《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张彦（Ian Johnson）；由马若德教授指导、正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担任研究员的何晓清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林颖博士等。为了使这一聚会有某种“官方”色彩，我还请来了当时在亚洲学会担任领导的迪金森学院的全大伟教授，以“领导”的身份对马若德教授的学术生涯做了“肯定”。

我们为他订的生日蛋糕上，风趣地写上了“Long Live Chairman Mac! （马主席万岁）”的题词。马若德教授看后笑着自嘲说：“我在哈佛担任了几十年的系主任，英语中的Chairman倒也可以译成‘主任’。说到长寿，我现在就已经比毛主席长寿了……”

因为知道 “马主席”是品酒好手，宾州约克学院的周泽浩特地买了一瓶费城当地的名酒来聚会，我怕聚会中的酒不够，临走时也特地在家里的酒柜里拿了一瓶加州产的葡萄酒来。“马主席”品后笑着对我说：两瓶酒都不错。不过酒的好坏不仅在“年份”，有时还要看“距离”。你这瓶酒来自五千英里外的加州，当然更醇厚一些…… 他的幽默使我在笑声中深深地感受到他的善解人意。

这并不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联系。去年一月，因美国之音要纪律处分去采访郭文贵的记者团队，我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教授（Andrew Nathan）起草了一封给美国国务院的请愿信，要求慎重对待这些在对华报道上很有贡献的新闻工作人员。已经退休在家的马若德教授闻讯，也毫不犹豫地签上了他的大名。但当时不曾想到的是，2014年的费城一聚，竟成了我和朋友们和马若德教授的最后一面。

马若德教授的逝世，当然使我们痛失了一位良师益友。但他也同时给我们留下了怀念不尽的精神遗产：不倦的学术追求、伟岸的人品人格、处世的通达和幽默。

（宋永毅，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