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徐贲：专制国家的告密与举报——从中国宪法学教材的“思想性错误”说起

日前有消息说，中国大陆官方统编“马克思主义工程”教材编写人之一的某教授举报了国内几本宪法学教材中的“思想性错误”——鼓吹西方制度，嘲讽社会主义。有评论者对此感到“不寒而栗”。

后来这位教授自己予以否认，并声称“我会举报这种层次的教授吗（指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和清华大学林来梵教授）？”此事来龙去脉到底如何，现在还有待厘清。不过，它引起公众注意，又让这位教授本人出面郑重其事地予以否认，说明“举报”是一件牵动人们神经的事情。

举报令人不寒而栗，造成的恐惧能产生一种具有普遍震慑力的“胆寒效应”。姑且不论举报教材这件事情本身，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对举报感到胆寒？有没有理由为举报感到胆寒？

告密的胆寒效应

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不妨先来看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文革时一位名叫张红兵的红卫兵告发他母亲在家里发表“反对毛主席”的言论，结果他母亲被处死。第二件，是崔永元举报范冰冰逃税漏税，后者受到了重罚。对前一事，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胆寒；而对后一事，除了与范冰冰类似的少数人，真会为此感到“胆寒”的恐怕少之又少。人们不单不胆寒，而且纷纷为之喝彩叫好（理由是否正当，这里姑且不论）。即使不赞同崔永元做法或对他有所诟病的人，也绝对不会拿他与张红兵相提并论。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张红兵做的是“告密”，崔永元做的则是“举报”，虽然在中国这两种行为经常被混为一谈，但在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法治国家，告密和举报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事情。

法治是一个善纳“举报”、但拒绝“告密”的制度。而专制则是一个将此二者都用作驭民权术的制度。因此，专制统治下，告密和举报的区别是模糊的，但即便如此，仍然可以有所区别。

法治是一个善纳“举报”、但拒绝“告密”的制度。而专制则是一个将此二者都用作驭民权术的制度。

所谓告密，是把关系亲近者之间的私人事情（包括特殊的信任关系，如律师与顾客、医生与病人）不当地变成公共信息。告密所告之“密”是私人之间的事情，如果不得到当事人的允许就加以泄漏，那是法治国家不允许、至少不鼓励的侵犯隐私行为。但专制国家鼓励告密，所告的秘密不仅是隐私的，而且是政治化的个人“思想秘密”，是拿来给人定“思想罪”的。这样的秘密只要是当局需要的就行，是否真实则无需核实，当事人也绝无自我辩解或寻求法律保护的可能。因此，专制制度下的告密是一种让人“细思恐极”的事情。

人对被告密有一种本能的害怕，几乎所有人都会感到不寒而栗，这不难理解。告密是一个暗地里的攻击行为，被告密人往往不知道谁告的密，就像不知道谁在暗地里给他捅了一刀。人害怕被告密，就像害怕黑暗一样，黑暗里有一种隐藏的、看不见的危险。而害怕不可知的危险，这是一种深深印刻在人类基因里的本能。章诒和回忆文革，她笔下的黄苗子告密聂绀弩，冯亦代卧底章伯钧的故事，任谁读了都会有不寒而栗的感觉。

黄苗子或冯亦代的告密（或揭发）报告的，是聂绀弩和章伯钧在特殊的亲密和信任关系中说的话，对不熟悉或不信任的人，他们本来不会说那些话。把家人和亲朋好友之间的隐私谈话汇报给监管思想的部门，这就是专制制度下的“告密”。这种告密的伤害不仅在于“密”可以被用作罪证，给人带来灾祸，还在于告密本身造成的伤害。就算被告密者确实犯下什么罪行，受惩罚是罪有应得，也不能证明他就应该受到被出卖和背叛所造成的伤害；就算所告之密属实，出卖和背叛也是不道德的。

对这样的告密和告密者，人们有理由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既是本能情绪，也是道德情感，因为它包含的厌恶和鄙夷是一种植根人性的是非和善恶判断，在中国、美国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告密之恶，恶在出卖和背叛，告密之毒，毒在于摧毁人际的信任关系。在但丁的《神曲》里，背叛是人类最严重的罪孽，地狱最深处的第九层就是背叛者最后的去处。

告密之恶，恶在出卖和背叛，告密之毒，毒在于摧毁人际的信任关系。

但丁把“背叛”放在地狱的底端，视其为最邪恶的罪过，是有道理的，因为背叛不仅伤害那个被背叛的个人，而且破坏了社会存在和人类共处的最基本的条件——信任。没有信任的社会，犹如没有空气的世界。在空气里放毒的罪犯是邪恶的，因为人要呼吸，就必死无疑。而信任之于社会，就如同空气之于每时每刻必须呼吸的人类。

更为复杂的是，即使知道空气有毒，我们能不呼吸吗？即使知道社会的信任已被破坏，我们不是还得靠某种信任才能在社会里生活下去？道德哲学家安尼特·拜尔（Annette Baier）在《信任与反信任》（Trust and Antitrust） 一文中指出，即使在信任被破坏了的可悲状况下，我们仍然不得不生活在某种假设的信任关系之中。就算我们知道幼儿园里虐童事件频频发生，就算我们知道市场上销售各种各样的有害和有毒食品，“我们还是得购买食品，还是得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并没有别的选择”。同样，就算我们知道“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还是不能没有亲朋好友、一个人孤独地活着这个世界上。但我们只能活在梦魇般的不安、焦虑和害怕之中，而这正是极权专制谋求的心理统治效果。

我们只能活在梦魇般的不安、焦虑和害怕之中，而这正是极权专制谋求的心理统治效果。

告密与举报

中国自古有揭隐私、告密的传统，皇朝时期以明、清两朝最盛。到了当代，这样的剧目每逢政治运动，必定无数次上演，文革中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一种风气的形成，越是长久就越是根深蒂固；既无改变之机，却又变本加厉。如今，中国大陆这种风气再度愈演愈烈，学校建立学生对老师的监督告发制度，明为监督师德，实为监控思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出现教授告发同行的“思想罪行”，并不令人意外。

不过，就算教授告发教材的思想错误，那也不能算是告密，而是举报。因为被告发的教科书是公开发行和使用的，不存在什么秘密。而告发总是带有谴责的意思，这个词的英语denunciation来自拉丁语 denuntiare ，是公开将责任归咎于一个人的行为，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中国，检举揭发和批判、斗争一样，也是一种公开谴责的方式。文革当中的检举揭发，可不只是给领导打一个小报告、塞进当事人的档案里就了事的。检举揭发一定要开会，要声色俱厉，这样才有震慑效果，目的就是为了以一儆百，让人胆寒。

运动式告发已经很少见了，但是，另一种文革式的告发却不仅延续了下来，而且还得到发扬光大，那就是“释义举报”。

今天，运动式告发已经很少见了，但是，另一种文革式的告发却不仅延续了下来，而且还得到发扬光大，那就是“释义举报”。释义举报是从他人无辜的文字中揭露出包藏的祸心、阴谋或反动思想。从1950年代初开始，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判“反党小说”《刘志丹》，再到文革中批评各种各样的“毒草”作品，都是从文字里挖掘罪恶的动机、目的和阴谋。举报某教材“鼓吹西方制度”“嘲讽社会主义”，或者举报某本书里有什么“思想问题”，这种行为延续的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释义举报。

在中国，所有的出版书籍都是经过思想审查的，按理说，如果书籍真的有什么“思想问题”，也不应该举报作者，而是应该举报思想审查失职的出版社或上级主管机构。但是，中国的“读心术”从来不针对监督责任，它只针对文字本身，这也形成了具有专制特色的 “笔祸” ，其最酷烈残暴的形式便是文字狱。中国历史上的笔祸直到今天仍然让人不寒而栗，除了危险，另一个原因是它的无中生有和嫁祸于人，体现了一种浓缩的人性恶。

中国历史上的笔祸直到今天仍然让人不寒而栗，除了危险，另一个原因是它的无中生有和嫁祸于人，体现了一种浓缩的人性恶。

作为中国专制特产的告发，释义举报也可以视为向官府告密，但这个“密”不是私人信任关系之“密”。这种举报罗织罪名，诬陷他人，以笔祸害人，十分下作和可怕。正如金性尧在《清代笔祸录》里所说，“随笔祸而纷起的是告讦之风。告讦的动机多是发泄私怨，挟私报复，有的极为卑鄙，如索诈不遂，躲赖钱财、奸淫被发觉，自己完全处于下风，只有诬陷手段始能从政治上置对头于死地，并以此震动官府”。

举报者是因为心有怨恨，或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所以先下手为强。举报者告发别人的罪过，经常是因为自己先有了恶的动机，别人的罪过是政治不正确，而他自己的恶则在于道德上的龌龊卑鄙。所以，告发和举报几乎总是被当作一种令人不齿的行为。

举报与阴暗人性

然而应该看到，举报虽经常是为了私利，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出于公心。但不管是私心还是公心，举报的目的都看不见摸不着，也是难以证明的。因此，法治国家允许或利用举报，只求实效，不讲动机觉悟，更不讲道德。警察为了侦破疑难案件，会悬赏举报，只要有结果，就会颁发奖金，但不会去管举报人是为了钱，还是为了公共安全，也不会去把举报人树立为什么标兵模范。这与举报在专制国家是不同的。在专制国家，向官府举报是思想正确、有觉悟、爱国、忠心、有正义感、道德心的表现。所以，即使举报内容不实，举报行为也仍然是正确的。

法治国家允许或利用举报，只求实效，不讲动机觉悟，更不讲道德。而在专制国家，向官府举报是思想正确、有觉悟、爱国、忠心、有正义感、道德心的表现。

从古代开始，举报就是一件利用人心贪婪的执法措施，而且一开始就是一件被视为道德鄙下的事情。古代罗马时代，有一种叫“举报者”(delator)的人们，任务开始是起诉或密告那些逃避向皇帝纳贡的人，后来则告发其他对皇帝不利的事情。举报人经常是皇帝出钱雇佣的，接受皇帝的酬劳或在被没收的财产中抽成。这种工作虽然油水很足，但遭人鄙视。由于有私利的因素，他们的检举很难弄清是为国家利益还是为一己的犒赏。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兴衰史》中说，康茂德（Lucius Aurelius Commodus Antoninus）当罗马皇帝的时候，因为害怕被人暗杀，对整个参议院都抱有疑虑、恐惧和仇恨，把他们视为隐秘的敌人，“在前朝已经不再鼓励，几乎绝迹的举报告密又卷土重来，既然皇帝想要发现参议院的不满和阴谋，举报者们也就又成为可怕的人们”，他们的任务便是为皇帝个人充当耳目和鹰犬。

在中世纪的英国，举报又叫告发（denounce），是一种明确诉诸人之自私利益的执法手段。告发者揭发罪行，提供证据，协助定罪，纯粹是为了得到犒赏，或者分得一部分罚款。那时候的英国没有警察，国家官僚机构不够发达，不足以保证民众服从政府颁布的法令。鼓励公民为牟利而告发他人，称为qui tam action（为取得罚金的起诉）。这一招很管用，所以也就推广使用。

但是，告发也是有限制的。例如，若无特别规定，举报者必须在犯罪行为发生的一年之内举报。举报者必须证据确凿，如果证据不足，诬告罪行自负。由于诉诸人的自私和损人利己之心，告发一直有不良的道德后果。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新教成为英国的国教，1698年反罗马教法案（Popery Act）鼓励举报天主教教士，每成功举报一人，赏金100英镑。结果是，天主教徒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就算政府不追究他们，他们也不断受到举报者的骚扰和威胁。当时，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痛恨这些举报者，称他们是“人渣”。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士时代最伟大的法学家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 更把这些人叫做“嗜血的害虫”。

中国也是一样，西汉时期，官吏杨可发起让百姓举报工商业者自报资产不实的活动，汉武帝颁布了“算缗”和 “告缗”令，大规模搜括财富。个人财产必须首先自报，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此即“告缗”。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右内史义纵认为告发是乱民、刁民的行为，于是逮捕那些受杨可指使而作恶的人。汉武帝知道后大怒，以“废格沮事”（即抵制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将义纵问斩于街头。（《汉书·酷吏传》）义纵也许认为，鼓励举报会坏了人心，所以不赞成这么做，却为这样的想法付出了生命代价。

在专制制度下，即使是看上去得民心、顺民意的举报，也主要是对统治者有利，与提升社会正义无关。如果这样的举报违背了统治者的利益，那么不管是举报还是反对举报都不会有好下场。这样的举报（就像现在的“反腐”一样）本身就是法治不存在或完全失败的结果。崔永元的举报就是这样，虽然能让不少人觉得一时痛快，但对于法治建设并没有积极意义，更谈不上有什么帮助。

在专制制度下，即使是看上去得民心、顺民意的举报，也主要是对统治者有利，与提升社会正义无关。

法治社会里的举报

虽然举报经常诉诸人的贪婪和私欲，但在一个有正义感的现代社会或群体里，还是会有许多正常和正当的举报行为，这主要是通过自由、独立的媒体来进行的，如对丑闻的曝光和爆料。在社会的各种机构里，包括学校、企业、政府部门等等，也应该允许“吹哨人”（whistleblower）的存在。由其揭露组织内部的不法、不道德或腐败行为，这与针对个人的检举揭发有所不同。举报可能会在内部提出（如向组织内的其他人员）或者向外界诉求（如向媒体、关注人士或社会大众）。“吹哨人”这个说法是美国民权活动家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于1970年代提出的，正是为了强调举报行为的正当性，避免带有告密、出卖的负面意义。

在一个有正义感的现代社会或群体里，正常和正当的举报行为主要是通过自由、独立的媒体来进行的。

早在1778年7月30日，美国已经有了法律保护举报者的第一个例子。1777年，海军军官马文（Richard Marven）和萧（Samuel Shaw）举报海军总司令伊塞克·霍普金斯（Esek Hopkins）对英军俘虏施以酷刑。霍普金斯出于报复，告他们诽谤。为此，大陆会议（国会）制订了第一条有关保护举报人的法律。国会宣布会为这两名举报人提供辩护，随后又宣布，所有为美国效力和在美国国土上生活的居民，均有责任向国会或相关部门政府举报公务官员的不检点，造假和不良行为。

在法治国家里，保护举报的个人，比保护他所举报的官员、组织、团体来的更为重要，因为这种举报随时有遭到报复的危险。当然，举报者应该尽可能仔细核实举报的事实，不要为了强化言辞效果而有所夸张。否则举报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被举报人亦有受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利，他不会仅仅因为被举报而定罪，定罪必须经过法律程序，如果被定罪，那也是法律、而不是举报为他定罪。

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中，是没有“释义举报”的位置的。举报者对某本书的指控是他自己“看法”（释义），而看法不等于事实，不能拿个人的看法来为他人定罪。更重要的是，公民享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只要不诽谤或伤害他人，就不会因言获罪。不管哪本书里说了什么，只要是合法出版的，只要有理有据，任何观点上的问题都是学术讨论范围内的事情，用不着惊动政府和当局。就算惊动了，政府或当局也没有权力去管这档子闲事。

只有法治才能消除告密和举报的胆寒效应，也才能迎接一个免于恐惧的正常生活。

法治国家里，教师也有可能对教材提出批评，但那都是公开的，也是可以讨论的。向官方或政府的举报，往往会被当作非常不理性和不自重的滑稽笑话。倘若发生，人们当然会对这种行为的动机有所怀疑，但不会贸然为之做道德定性，这是法治国家里公民理性素质较高的缘故。人们对举报人的动机之所以有兴趣，是因为不弄清楚就不能判断他是恶意（损人利己）还是善意（弘扬正义）。有理性的人也是这样对待谎言的：说谎的人如果相信了自己的不实之词，那不过是自我欺骗的愚蠢而已；但如果自己不相信，却要别人相信，那就是狡诈和邪恶的存心欺骗。

如果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明白民主国家为何有举报但无告密，那么他们也就能知道，只有法治才能消除告密和举报的胆寒效应，也才能迎接一个免于恐惧的正常生活。

（徐贲：旅美学者，著名评论人，著有《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份子和公共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