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书摘】国家认同的难题——新疆、香港和台湾

【编者按】：美国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专著《没有安全感的强国：从锁国、开放到崛起，中国对外关系70年》，是一本讨论中国地缘政治及战略构想的专书，其中提出了中国被“四环同心圆”包围的理论架构，试图提供一种理解中共如何思考国内外假想敌，以及其政治与外交策略的基本方向的角度。本书曾在2013年出版，今年再版后有许多补充更新。本文为书中部分章节摘录，端传媒获左岸出版社授权编修刊发。

紧紧抓住新疆

新疆对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与西藏相似。历史上，该地区曾被不同的势力拥有过或提出过领土的要求，但直到1884年才完全纳入中国的行政体系之中。但是，中国的控制仍很脆弱，而且当1944年中国的存在最弱之时，当地民众宣布成立了短命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由莫斯科支持，一直持续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重新恢复对它的控制。

为了巩固控制，中国使用了在其他周边的同样方法：移民开拓、贸易、文化同化、行政管理一体化和国际孤立，必要时，还靠员警和军队作为后盾。2007年，根据官方统计，该地区约2,000万的人口有820万为汉人，真实的数目可能还更高；维吾尔族在几个官方认可的少数民族中占最多数，计有960万人。

北京期望，随著当地民众变得更富裕、受更多的教育，和更现代化，中国的公民认同感就会更强。确实如此，有些维吾尔族人过得很好。然而，和在西藏一样，北京从当地民众那里遭遇到它视之为矛盾的回应：抵制中国的公民认同。

《没有安全感的强国：从锁国、开放到崛起，中国对外关系70年》

作者：黎安友、施道安

译者：何大明

出版日期：2018/10

出版社：左岸出版社

在毛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维吾尔族，还有当地人数更少的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被迫必须放弃伊斯兰教、学习中文，并放弃他们传统的风俗习惯。中国驻军镇压了数次叛乱，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62年。叛乱被平息后，数万名哈萨克族人和维吾尔族人逃到边界外的苏联那一边。毛去世后，宗教活动又被允许，但只能在严密的监视下进行。维吾尔语和其他地方语言被逐步赶出教学语言体系，即使用于教学，也是被当作第二语言来教。为了在企业及政府中获得晋升，维吾尔族人不得不学习中文。许多维吾尔族人还很贫穷，可新来的汉人却富裕起来。于是，阶级的差别强化了族群的对立。

像在西藏一样，许多维吾尔族人相信，他们的土地正在被汉族移民所侵占，其生活正在被一种不受欢迎的、外部强加的生活方式所压倒。从1980年代到2001年间，游行示威、骚乱、偶一为之的暗杀和恐怖爆炸以日益增多的频率发生。政府声称，犯罪分子的目标是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维吾尔族的分裂主义分子是恐怖分子，以及维吾尔族的分裂主义与“基地”（al-Qaeda，盖达组织）有联系。

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有争议的，因为大多数维吾尔族人，若不是世俗者，就是温和的逊尼派穆斯林，抵抗运动似乎也不是有组织的，而且维族社会也并没有围绕著特定要求而结合起来。许多被中国当局称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运动一部分的事件，看起来都有著各式各样、有时是个人的原因，而且往往仅造成低伤亡率。但在任何的一个案件中，当局都发动了一连串“严厉打击”运动，造成广泛的逮捕、监禁和处决。

中国企图切断它所声称的来自海外维吾尔族离散社群对分裂主义及恐怖主义的支持，结果它得到了最具潜在威胁性的邻居──即那些比邻国家──的强力合作，例如苏联支持过反抗中国统治的抵抗运动，但是随著中苏冲突的终结，苏联的瓦解，以及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邻国政府宣布它们反对中国所谓的“三大邪恶”：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并同意引渡各自的恐怖嫌疑犯。

尽管国际间对中国在新疆违反人权之举的批评逐步高升，却没有哪个外国政府愿意支持一个独立的维吾尔国。于是维族流亡社群的主要成就，一直是在维系维吾尔族认同的存续。

国际间支持维吾尔族的运动仍然要比支持西藏的运动弱得多。虽然中国也像对达赖喇嘛那样把热比娅描绘成在国内制造麻烦的强大国外煽动者，事实上，她的影响没有达赖喇嘛那么广泛，甚至对她本族的社群也是这样，更不用说对外国政府及民众了，更何况维吾尔族社群的内部仍是四分五裂。尽管国际间对中国在新疆违反人权之举的批评逐步高升，却没有哪个外国政府愿意支持一个独立的维吾尔国。于是维族流亡社群的主要成就，一直是在维系维吾尔族认同的存续。

香港：微小但重要

大体而言，当地居民舒适地享有双重身分：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又是当地独特制度的公民。港澳在经济及文化上与大陆相联系，然而，又因分别曾为英国及葡萄牙的殖民地，而拥有植根于殖民地历史的制度及生活方式。丧失对港澳的控制，可能对中共政权统治大陆的能力造成挑战。这种可能性虽非迫在眉睫却很真实，特别是在香港，因为接管来的遗产难以对付：有能力挑战北京的港澳独立机构；时不时突然发作的本地不满情绪；以及如果中国违犯了香港民众的特殊权利，外国会基于条约精神加以抗议。另一个限制就是下列可能性：如果北京错误处理与香港关系的危机，就会使台湾的民众离心离德。

英国在1982年提出延长租期的可能性问题。然而，邓小平坚持主权回归中国。平稳过渡对北京而言有著经济及政治上的利益。香港是区域金融中心及贸易中心，当时的GDP相当于大陆的20%。香港的资本家是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者，跨国公司把香港作为它们同大陆开展贸易活动的基地。若是大陆的腐败蔓延到香港，或是香港在金融、通讯、交通及法律方面的现代化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或是那里的政治动荡，都有可能把获利的外国机构驱赶到另一个区域中心，比如新加坡、东京，或甚至台北，从基础上砍断中国国内经济自由化的努力。

在签订了协议与1997年回归中国控制这段期间，香港发生的事件开始给北京制造挑战。中国人理解联合声明暗示著，他们将继承这个由行政部门领导的架构，它是英国人所建立、把香港当成殖民地运作良好地管理了150年的行政机构。北京还期望香港市民能一如既往地务实、不关心政治。但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出人意料地激发了民主运动在香港的发展，进而，又驱使英国趁回归前在联合声明及基本法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把香港推向民主。

中国早就可以拿下香港，只要停止淡水供应。它之所以选择以谈判的方式来实现和平交接，是因为其利益已经深深地与外国利益交织在一起。它小心谨慎地处理挑战，因为严厉镇压会损害它与英国及列强的关系。

假如一场政治危机发生，中国在香港的所作所为，会比它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更容易成为国际焦点——部分是因为许多外国商界人士生活在那里；部分是因为依据基本法，香港与中国别处不一样，它覆盖在主权回归中国之前英国所签署的某些人权条约之下；部分是因为中国在联合声明中对香港的承诺，按照国际法是被当作对英国的一项条约义务。另外，回归后，伦敦给一些香港居民颁发了半限制性的英国护照，其他人也可以免签证进入英国。因此，香港在政治上、经济上或行政管理上管治失当之时，有可能导致香港居民出走英国，并引发一场政治危机。1992年，美国人透过麦康乃尔法案（McConnell bill，美国—香港政策法，又称香港关系法），为香港的政治福利维护了一项特别的利益；在该法案中，国会申明，美国关注香港的经济自主、政治稳定及人权。

北京与末任殖民总督及香港民主运动之间伤感情的冲突，说明了在经济利益与思想实力已经变得与军事实力一样重要的世界里，中国很容易招致攻击。中国早就可以拿下香港，只要停止淡水供应。它之所以选择以谈判的方式来实现和平交接，是因为其利益已经深深地与外国利益交织在一起。它小心谨慎地处理挑战，因为严厉镇压会损害它与英国及列强的关系。因为中国的崛起与北京巧妙地幕后操控香港的政治，到目前为止，这场赌博已经有了报偿。

中国的台湾难题

在有关领土完整的所有问题中，台湾是北京有著最大失败风险的一个。它是中国人自我定义的国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控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它与大陆有著地理上实实在在的分离，所以即使没有北京的默许、自己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存活的唯一一块领土。另外，与新疆、西藏和香港相对照，台湾还不仅仅是一个领土完整的难题：它是一个敌对的中国政府，中华民国的所在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来，它就作为一个自治的国际角色，统治著自己的领土并行使职权。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外交摆脱不了的焦点，而且它是中国军事现代化努力的对象。

北京视控制台湾为大陆防备外敌的至关重要之事。台湾岛距中国海岸仅100多英里，岛上建有重要的空军基地和港口。它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航道上，监控著欧洲和中东到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航线。台湾不仅给大陆构成潜在的军事威胁，还可能是一个政治威胁。台湾政府一直避免直接的政治挑衅，然而，具有更大颠覆可能性的，就来自今日台湾本身的存在——一个经济上繁荣、政治上民主的现代华人社会。而且，如果中国某一块重要领土上的人民自以为文化特殊，中国就允许他们自决，那将为其他地区开创一个先例，只要有哪里的民众觉得自己与中国格格不入，就会主张有分裂出去的权利。

台湾—中国的关系，与现代史上其他分治国家的案例，诸如德国和朝鲜，并不一样。那些国家是在二战后被超级大国所分割，但这分割被认为是暂时的。在统一之前，两个分治的政府中，每一个都承认另一方处于分离的国家状态。国内势力也好，外国也好，都不挑战国家统一的最终目标。台湾的情势在两方面有所不同：第一，海峡两岸并不承认对方的国家状态，哪怕是在一个暂时的基础上，每一方都声称自己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势力想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恰恰相反，从1980年代以来，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接触越多，台湾居民，包括本省人和外省人，就越珍视台湾的自主性。

几十年来，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坚持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1年前，中华民国占据著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并被大多数国家承认为中国政府。1971年，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把中国的席位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随后就转而承认了北京。双方政府都拒绝接受任何政府对对方的承认。

中国对台湾分离主义的担忧，也不是毫无根据。台湾目前的大多数居民，都是从中国东南部迁居台湾的移民后代，本来就有他们带过来的特殊地方方言及文化，其后代的分离感又被日本在台湾的五十年殖民统治所加深。从殖民时代起，台湾就一直存在著活跃的独立势力。当台湾在1945年回到中国统治之下，军纪涣散的国民党军队从大陆来到台湾，用镇压和腐败来报答台湾人最初对他们的欢迎。大陆人的中华民国政权在台湾实施戒严，一直到1980年代末才结束。戒严法不准在媒体及学校使用台湾方言，并禁止独立的媒体和政党活动。

经济繁荣与几代人的更替，逐渐缓和了“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冲突。从1970年代起，国民党透过吸收和重用本省籍的党员和政府官员，开始了“本土化”的过程。这些发展改善了台湾岛上的社会紧张关系，但并未增加台湾人与中国大陆统一的热情。恰恰相反，从1980年代以来，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接触越多，台湾居民，包括本省人和外省人，就越珍视台湾的自主性。

好到无法拒绝的一项提议

随著美国撤销对台的外交承认，台湾领导阶层声称自己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这一说法，已经全然丧失可信度。而在岛内，他们又面临著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和一个要求结束威权统治的民主运动（所谓的党外运动）。北京精心规画了一项四招的新政策，企图使统一显得香甜诱人，同时又切断了其他的选择余地。

第一，在一系列传达的信息中，北京说，如果台湾的执政党接受大陆的统治，大陆将许可他们作为当地的统治者，使他们摆脱国际孤立和内部政治挑战的两难困境。这提供了一个有底线的建议：统一将是1940年代中国内战中交战双方之间党与党（即中共和国民党）的交易。北京将会善待国民党菁英，虽然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实体在国际体系中消失，国民党将继续按其意愿在台湾之内统治。中国将不使用台湾的海空基地进行实力投射之用，但可以对该岛与外界的联系实施否决权，从而实现其防止台湾被外人用来从事敌对活动的基本安全需求。

第二，中国通过外交孤立的策略，缩小了台北的选择空间。在被北京与台北当时所共同接受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国家，必须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在国际组织中也是一样，北京谨防中华民国外交地位的任何上升机会。

第三，中国向蒋经国周围的工商业界伸出手，为他们在大陆进行贸易和投资提供积极的奖励。台湾政府有试图减缓经济融合的步伐，但收效甚微。如此发展的政治后果就是，曾在大陆工作、旅游或是其生计依赖正在成长的两岸关系的台湾人，与中国的疏离感减小了。在台湾选民中，支持温和的两岸政策的力量持续增加。

第四，北京这种被某些人称为“微笑外交”的态度仍辅之以冷峻的一面。威胁使用武力，一向是中国对台政策的一部分。最初，北京缺乏现实的能力去克服一个令人气馁的难题，即如何面对美国可能的反对，来越过台湾海峡投射军事实力。这一状况在1990年代开始改变。一是，国防预算长期停滞的局面结束并开始增加；二是，1990~91年间美国在波湾战争中的胜利，让中国领导层了解参与军事革命的必要性；三是，当时台湾总统李登辉的政策似乎是朝著独立的方向演变，造成中国开始了几个部分的军事建构。

随著美国撤销对台的外交承认，台湾领导阶层声称自己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这一说法，已经全然丧失可信度。而在岛内，他们又面临著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和一个要求结束威权统治的民主运动（所谓的党外运动）。

为了强调军事选择的严肃性，2005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把中国在某种条件下使用武力的承诺透过法条的形式定下来，中国表明了：它保护自己利益的决心与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中所表达保卫台湾的承诺一样坚强。

持续存在的难题

尽管北京的举措足智多谋、付出巨大，但它对西藏、新疆、香港和台湾的控制仍未尽善尽美，而且以不同的方式引起国际上的争议。这些领土没有哪一块有挣脱出去的实际机会，但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议程提出持续的挑战。

在外交政策方面，这四大问题中最复杂的是台湾，因为它继续存在于北京控制之外。1980年代，中国精心打造的一个好到无法拒绝的建议不管用了。蒋经国决定，摒弃北京让他作为大陆驻台执政官而保住权力的建议，反而是做出冒风险的决策，透过在国内实行民主改革来巩固其政权的地位。从1986年起的十年之内，他和他的继承人李登辉取消了戒严，释放了政治犯，结束了对言论和新闻的控制，允许成立反对党，对国民大会、立法院、总统职位和所有的地方公职进行全面的直接选举。透过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其合法性，台湾政府在国内站稳了脚跟，以抵御大陆的外交攻势，并摆脱国际孤立的局面。

台湾岛内新出现的这些反对统一的政治障碍，又加上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一百八十度逆转。1990年代日益加剧的中美不和，增加了华盛顿对台湾的防卫及外交需求的同情。

这些发展使北京的任务复杂化，最重要的是，给这个局面引进了一位新的角色：台湾的选民，他们对任何结局都拥有一个有效的否决票。一旦民主化上路，台湾的任何领导人都不能与北京达成选民不支持的任何协议，但是，台湾的选民并不想要统一。即使北京正在把四招对台政策的最后拼图安置到位，它也不得不重新加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