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赵思甜：佳士工人维权事件，官方评论体现出怎样的逻辑？

8月24日，此前广受舆论关注的广东深圳佳士科技工人维权、组建工会行动出现新的重大转折。继7月27日将近30名维权工人被捕（其中尚有14人未被释放）后，8月24日又有超过50名来到深圳支持佳士工人维权行动的工人、学生、社会人士被警方带走，其中包括一些在7月27日被捕后获得取保候审的工人。同样在8月24日，警方在北京也带走了参与维权与声援维权行动的若干工人、学生和左翼网站运营人员。

在警方深圳、北京两地大规模抓人行动的同一天，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表文章《深圳佳士公司工人“维权”事件的背后》，以新闻报导的形式为佳士事件提供官方定性。这篇“报导”被澎湃、新京报等主流媒体大范围转载。之后一天，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下属子报的《南方都市报》也发表文章《深圳佳士“维权”事件调查》，文章主体内容与新华社文章相似，但进行了一些新的编排，同时添加了一些新的细节。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的标题均为“维权”二字打上引号，引号的使用明确体现着官方对这场行动的定性：这是一场打着维权旗号，但实际上经过事前策划、煽动的聚众闹事行动，南方都市报更是直接将这场行动斥为“闹剧式维权”。

在执法机关大规模抓人的同时，利用官方媒体以“新闻报导”的形式为社会行动定性、未审先判、，是近几年中国官方政治打压的常用策略。例如2015年12月，警方对广东劳工NGO人士进行大规模抓捕后，新华社也曾发表新闻“报导”，直接将涉事NGO斥为“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的非法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5年12月初多名劳工NGO人士在广东被抓捕后，直到20多天后官方才以新华社上述“报导”的形式第一次公开表态、公布对当事人的定性，官媒的反应并不“及时”。而在刚刚过去的抓捕佳士工人和声援者的行动中，官方媒体在抓捕行动当天就迅速刊出文章，转天又接上南方都市报的“报导”和另一家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评论，舆论定性和抓捕行动无缝衔接。这次官方对佳士事件的处理思路，在逻辑上与2015年底的行动一脉相承，而在警方与官媒的配合性、同步性上甚至更甚于2015年。

但凡“有组织”都是“不正当”

但凡是“组织工作”就都视为“居心不良”、“别有用心”，实质上不只是否认佳士工运这一次工人维权的正当性，而是否认了所有集体行动的正当性。这实质上就等于官方向社会宣告：在我们的现行制度框架下，就不该出现集体行动。埋藏在这一话术下的，是对集体行动本身的深深警惕。

通观新华社和南方都市报的两篇文章，对佳士工人维权行动的具体论断指向三个层面：第一，工人在表达自己不满时采用的方式过激，没有采用“合理合法”的途径；第二，工人的维权行动经过了事前的组织和策划；第三，境外势力利用工人维权挑起事端。
对于第一个论断，官方在指责工人维权没有使用“合理合法”方式的同时，却并没有分析工人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才没有采用所谓的“合理合法”方式。因此文章也就丝毫没有提及，工人在一开始试图采用“合理合法”方式维护自身权益、组建工会的时候，如何遭到了厂方非法的殴打和开除，厂方的非法做法如何没有得到官方 “合理合法”的处理，使得佳士工人求告无门。对于这一问题，已有文章对官方评论从事实层面进行了详细回应，清楚梳理了官方评论避之不谈的工人一步步维权的详细过程。

更值得分析的，是官方文章中的第二和第三个论断层面。这两个层面非常有代表性地体现了官方是在一种什么叙事框架里认识工人阶级的维权行动。

首先，在官方叙事中，指出“工人的维权行动经过了事前的组织和策划”。这在逻辑上就等于彻底取消了工人维权行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这种逻辑中，只要有组织和策划，就等于“居心不良”、“别有用心”。

南方都市报的文章，就用大量篇幅描述了维权工人如何制定行动方案和宣传计划，如何对线下行动和线上宣传的结合做出详细安排，如何系统地利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面对单一口径的报导时，读者难以判断文章中呈现的信息是否符合事实，但且不论事实如何呈现，官方的叙述角度及所使用的话术都是可见的、值得注意的。官方声称，只要维权行动有安排、有组织，就是不正常的，就不是真的维权行动，就一定在背后另有阴谋。

然而，世界上的绝大多数集体行动要想成功动员，都需要事前的策略制定和组织，否则如何能保证集体行动不变成一盘散沙？如何能保证大家行动步调一致？如何能在参加行动的人们当中建立基本的团结和信任？可以说，组织工作是任何集体行动的基础，没有组织工作就没有有序有效的集体行动。

因此，但凡是“组织工作”就都视为“居心不良”、“别有用心”，实质上不只是否认佳士工运这一次工人维权的正当性，而是否认了所有集体行动的正当性。这实质上就等于官方向社会宣告：在我们的现行制度框架下，就不该出现集体行动。埋藏在这一话术下的，是对集体行动本身的深深警惕。

动辄将社会事件与“境外势力”挂钩以便打压

这种话语一方面给官方打压制造了“便捷好用”的借口；但另一方面，也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官方的的确确是这样理解中国工人的：在中国政府眼中，中国工人糊涂幼稚、一盘散沙，轻易就能被“外部势力”蛊惑，永远不可能靠着自己建立组织和团结。

这一逻辑的进一步延伸则是，要想彻底通过攻击组织工作的存在来攻击集体行动的正当性，就必须同时声称：组织工作的动力并不来自于集体行动的参与者，而是来自于某种外部力量；集体行动的参与者都被这种外部力量利用了，被当了枪使。这便是为什么官方对佳士工人维权行动的定性，一定要将工人维权与“境外势力”扯上关系的原因。

新华社与南方都市报的两篇文章，均花费大量篇幅描述一家名叫“打工者中心”的劳工机构所起的作用，而两家媒体之所以将矛头对准“打工者中心”，是因为这家机构接受境外资金，因此可以被描绘成“境外势力”的一部分。但讽刺的是，这两篇文章的相关篇幅虽多，但其中提供的信息仅仅说明“打工者中心”的某些员工在佳士工人维权行动中仅起到辅助性的声援作用，而没提供任何信息证明“打工者中心”直接参与了维权行动的组织与策划。尽管如此，官方的评论一定要编织这样一种叙事：工人维权的“幕后黑手”是“境外势力”，工人的行动是“境外势力”煽动的。

这十分贴合官方对工人维权运动的固有理解：工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自我组织起来，如果工人们真的组织起来了，那肯定不是由工人自己完成的，而是外部势力操纵的。在这一套官方话语中，工人是没有任何主体性的，他们永远都无法完成自我赋权，而只能是被操纵的客体。这套官方话语将工人牢牢定在一个永远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被动位置上，这是对工人尊严的根本性抹杀。从2015年到2018年，这套话语在官方口中根深蒂固、一脉相承。

这种话语一方面给官方打压制造了“便捷好用”的借口：工人们自己并没有行动的诉求，工人们的无知受到“外部势力”的利用、借机捣乱煽动，当然需要严惩“外部势力”。但另一方面，这种话语也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官方的的确确是这样理解中国工人的：在中国政府眼中，中国工人糊涂幼稚、一盘散沙，轻易就能被“外部势力”蛊惑，永远不可能靠着自己建立组织和团结。

然而，这一套话语早已被现实的发展甩在身后。从南海本田到裕元鞋厂，从环卫工人到卡车司机，中国的劳动者们在多年的自发组织和抗争中不断锻造着自身的主体性，佳士工人的维权行动也深刻体现着这一历史脉络和时代精神。如果中国官方仍然秉持陈旧的话语，仅仅因为组织工作的存在就否认任何集体行动的正当性，不承认工人自身的抗争能力和意识，将任何集体行动都看做“外部势力”煽动的结果，那么势必越来越无法面对中国不断变迁的政治现实和新的阶级关系。

（赵思甜，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