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权文武：制裁重压下，伊朗民众为何偏爱“国家公敌”特朗普？

“兄弟，有美元卖我点儿哈！”

最近几个月来，这句话取代了“你好”或者“最近混啥呢”，成为伊朗同事每天上班对我的问候语。

自从今年四月初以来，伊朗货币里亚尔（Rial）多次发生断崖式下跌，从1美元兑52000里亚尔下探到5月初的1美元兑62000里亚尔。为遏制跌势，伊朗央行下令于4月底关闭地下钱庄、中止非官方外汇交易、限定个人出境携带现金数量上限为5000欧元、威胁没收民众个人持有价值1万欧以外的外汇现金等。伊朗政府的政策反而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到7月底美元兑里亚尔黑市汇率已经突破1:120000。

这种“自由落体”式货币贬值的更大背景，则是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后，美国的制裁措施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上。第一阶段措施8月6日如期而至，飞机、开心果、地毯、黄金、鱼子酱等贸易遭到美国封杀；而再过90天，即11月4日，对伊第二阶段制裁将生效，美国力图将伊朗原油出口将为零。若美国遂愿，70%收入依赖石油出口的伊朗经济将面临全面崩溃。

在这场变局来临之际，我作为生活在伊朗的外国人，目睹了一幅混杂着不安、恐惧、期待、幸灾乐祸的伊朗众生相。

货币贬值的连锁反应

外汇价格暴涨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为伊朗人深恶痛绝的一点是，伊朗宗教政权把核协议后石油出口增加带来的美元收入，大部分用于支援伊拉克、叙利亚、也门、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宗教军事组织，而没有用于改善民生，因而从年初的示威开始，伊朗民众集会的主要口号就是“不要黎巴嫩、不要巴勒斯坦、我只属于伊朗”。另外，部分依附政权的经济精英阶层，对美国重启制裁后伊朗前景并不看好，将个人资产大量变现为外汇，再利用个人关系打通海关，将巨额外汇转移到境外，导致伊朗境内外汇现金流紧缺。

当然，美国政府退出核协议、威胁继续留在伊朗做生意的外国公司，也是外资外汇撤离的原因之一。特朗普宣布退出核协议后，尽管欧盟政府层面屡屡宣称尽全力保护核协议，甚至出台法律惩罚那些因怕受美制裁而退出伊朗的公司，以图向伊朗示好，哄劝后者继续留在核协议内，但达道尔（Total）、戴姆勒（Daimler AG）、标致（Peugeot）、埃尼（Eni）等西欧大型企业先后宣布撤出或暂停在伊朗的投资——毕竟，资本是理性的，必须在美国与伊朗市场间二选一时，没人会选择后者。

外汇价格高企、来源渐渐枯竭，最先打击的是伊朗中产阶级的重要消遣活动之一：出国旅行。对生活在一个神权国家的大多数中产阶级（尤其是女性）来说，这一点具有特殊意义。由于伊斯兰政权严苛的社会规定——如非婚男女不能酒店开房、男女不能混泳、女性必须佩带头巾等——每年一两次的出国旅行是伊朗民众少有的呼吸自由空气的机会。如今，伊朗人连这一点自由都快享受不到了。

每年一两次的出国旅行是伊朗民众少有的呼吸自由空气的机会。如今，伊朗人连这一点自由都快享受不到了。

然而，伊朗政府不仅不对民众表示同情，反而采取了一系列火上浇油的言论和政策。

先是伊朗财政部下计划预算组织高官卡尔德巴奇被记者问及伊朗公民因外汇紧缺无法出国旅行时，冷冷地答道“没钱就别出国旅行”，“对公民收出境税是政府收入的最佳途径”；而后伊朗央行又规定，去伊拉克、沙特朝觐的伊朗公民可享受以政府价格购买美元，而出国消遣的公民只能自己想办法获得外汇。

7月2日，伊朗国家音像广播电台（Seda va Sima）播出访谈节目，其反智和荒诞达到了历史新高度。节目中嘉宾重新定义了“出国旅行”：“旅行不是出国，不是拿着美元在国外消费，而是享受周边环境的变化……旅行应从家里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比如我们以前经常在家里的一个角落吃饭，那我们可以换一个角落吃饭，这样我们周围的环境就能变化……或者把我们家里墙的颜色改变一下，这也能带来环境变化”。

为限制外汇流出，伊朗要求所有进口商必须就进口产品到工业矿产贸易部报告备案，这不仅导致部分工厂停工、工人失业，而且使得权力寻租丑闻层出不穷。

中产阶级难以享受国际旅行，只是外汇紧缺导致的一个小问题，其后果局限在民众的抱怨。更严重的问题是，为限制外汇流出，伊朗政府要求所有进口商必须就进口产品到工业矿产贸易部报告备案，后者决定是否发放外汇和清关许可。这一方面导致大量货物设备积压在海关，部分项目进度因为缺乏关键设备而中止、延后，部分严重依赖进口设备的工厂被迫停业，导致工人丧失收入来源、上街示威（如7月中旬伊斯法罕的示威），“哈梅内伊去死”的口号再度响起；另一方面，使得权力寻租丑闻层出不穷。部分伊朗外汇掮客通过贿赂工矿贸易部相关人员，以政府低价获得美元后以黑市高价卖出，牟取暴利。7月中旬，包括伊朗国际贸易组织主席在内的五人因帮助他人伪造文件获取低价美元被捕。伊朗议会预算与计划委员会也承认，从今年五月到八月初，伊朗政府以官价出售的美元中，有90亿不知去向。

面对本币崩盘带来的种种问题，总统鲁哈尼（Hassan Rouhani，罗哈尼）在8月6日美国重启制裁当天的讲话中，将责任归咎为美国发动的“心理战”，旨在强调现实经济层面会支撑里亚尔汇率稳定，当前一切汇市紊乱都是美国政府宣传的恐慌情绪所致。在政策层面，鲁哈尼政府打出一套炫目的组合拳：先是免去控制外汇市场不力的央行行长，让本来派往中国当大使的赫马提（Hemmati）取而代之；而后又在美国重启制裁的前一天以非法倒卖外汇罪名逮捕负责央行外汇事务的副行长、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阿巴斯·阿拉克西的侄子艾哈迈德·阿拉克西（但也有声音认为，艾哈迈德被捕时正在调查司法委员会多名高官的银行账户信息，此事有派系斗争之嫌），并在美国重启制裁当晚宣布重新开放地下钱庄。

鲁哈尼政府在美国制裁重启之际，稳定伊朗汇市，旨在向美国表明其无法通过制裁手段影响伊朗内政外交政策。然而，几天来，从汇市的反应来看，打“没有现实层面支撑”心理战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鲁哈尼政府本身。鲁哈尼讲话后，黑市美元价格一度反弹至1:90000，地下钱庄门下重新排起长队，但仅仅过了两天价格又重新回到1:110000，鲁哈尼政府组合拳救市的疗效只维持了48小时。

美伊斗法 改革派现原形

鲁哈尼2013上台后，一直以改革温和派面貌示人，竞选期间大谈女性权利、与西方和解，2015年与西方签署了伊核协议，并以此作为任内最耀眼的政绩。然而，面对特朗普11月4日前将伊朗原油出口降为零的威胁，“笑面阿訇”鲁哈尼露出了“獠牙”。

他7月初在访欧期间，宣称“若伊朗无法出口石油，其他中东国家也别想出口石油”，回国后进一步提高调门，扬言伊朗的战略纵深东到印度，西到地中海，南到也门，北到高加索，指伊朗不会允许战争在本土发生，表示一旦石油出口被中止，伊朗不仅封锁霍尔姆兹海峡，还会封锁中东其他地区的海峡。鲁哈尼的讲话获得哈梅内伊、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的一致支持。

令伊朗人大跌眼镜的，是一贯主张文明对话、长期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良心犯”、前总统哈塔米。

考虑到鲁哈尼早年革命时曾事必躬亲认真执行霍梅尼的伊斯兰主义政策（他曾在访谈中披露自己是如何使用手段逼迫政府女职员佩戴头巾的），如今他撕下了温和派的面具，在外交与军事两条战线上配合伊斯兰革命卫队推行地区扩张政策，大多数伊朗人并不感到意外。

但真正令伊朗人大跌眼镜的，是一贯主张文明对话、长期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良心犯”、前总统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8月2日的一番讲话。他严厉谴责试图颠覆伊朗伊斯兰体制，誓言“只要改革派还在，伊斯兰体制就不会倒”。在美国人看来，哈塔米这句话印证了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R. Pompeo）在美国伊朗裔人士大会上的判断：伊朗根本不存在所谓温和改革派，核协议“只是给伊朗的宗教狂热分子披上了一层羊皮”。在美国流亡的伊朗女权主义者阿琳内嘉德（Masih Alinejad）在推特上直接回呛哈塔米：只要伊斯兰政权还在，伊朗就不可能有改革。

而对于那些仍对政权改革抱有幻想的伊朗人，哈塔米的言论无疑是一瓢醍醐灌顶的冷水。女诗人阿卡什去年总统大选期间曾为鲁哈尼竞选拉票工作担当义工，当时她认为鲁哈尼尽管执政水平不高，但至少能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为伊朗内部变革保存一丝希望。如今，她看到，改革派只不过“在为宗教政权续命，而没有任何变革的意思”，决定下次大选不会出门投票了。我曾问她，要是再出现2004年的情况，百姓不投票导致强硬派上台怎么办。她表示，“这个政权能不能撑到下次大选还是个问题”。

当然，美国国务卿在阐述对伊政策时，强调制裁的目的不是颠覆伊朗政权，而是迫使伊朗不再插手中东地区事务、挑战美国霸权。不过，从目前伊朗政权的反应来看，当局已经把政权与地区什叶派宗教扩张捆绑在一起，摆出了一副“宁保大清不要中国”的态势。亲政府媒体宣传中，极力渲染伊朗培植的武装势力对美国地区盟友的牵制，比如也门胡赛武装袭击两艘在红海航行的沙特阿美公司200万吨油轮，导致沙特无限期中断红海原油运输；胡赛武装派无人机扰乱阿联酋阿布扎比机场空域，导致该机场飞机起降一度中断等。在政府话语中，正是伊斯兰政权对中东什叶派势力输血，才让伊朗今日与美国的对抗中有牌可打。

不过，伊朗知识阶层并不买账。我的大学同学萨伊迪认为，如果伊朗能够跟美国在地区政策上妥协，不再介入巴以、也门、叙利亚等问题，美国对伊制裁自然会解除，也就没必要拿中东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当牌打了。伊朗普通百姓的看法则更为朴素：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8月10日伊朗足球联赛大不里士拖拉机队做客德黑兰阿扎迪球场与独立队的比赛中，上万名客队球迷高喊“独裁者去死，以色列万岁”，以表达对政府及其地区什叶派武装盟友的愤怒。

为何“全民皆爱”特朗普？

虽然伊朗官方媒体上天天喊“美国去死”，同时一些伊朗小青年愤世嫉俗地偏要喜欢美国，但大多数伊朗人对美国的态度不冷不热，觉得没必要跟美国为敌，也不一定做美国盟友。不过吊诡的是，尽管一手主导了美国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对伊制裁的大戏，特朗普却获得了伊朗各阶层许多民众的喜爱。

特朗普言而无信、见利忘义而又不可捉摸的行为，几乎跟伊朗政府对待本国民族资本家的方式一模一样。

商人阶层爱特朗普，是因为特朗普言而无信、见利忘义而又不可捉摸的行为，几乎跟伊朗政府对待本国民族资本家的方式一模一样，一向在商业上压榨本国商人的伊朗政府，这次终于小巫见大巫，遇到了克星。我的一位伊朗朋友N，是号称中东最大商场Iran Mall建设项目的分包商，该项目直接业主是伊朗Ayandeh银行总裁安萨里，幕后操盘手则是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儿子Mojtabah。这位朋友为项目建设投入了900万美元，不料项目建成后，业主却称手里没钱，先是拖延，最后拒绝付款。部分项目承包商到法院起诉安萨里，却遭到军警殴打、逮捕，最后写了“业主已经偿还欠款”声明后才重获人身自由。在N看来，特朗普这种懂得“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人，仅仅采取了少量经济手段，就让伊朗经济摇摇欲坠、毫无还手之力，“伊斯兰政权终于要为几十年来对伊朗经济和民族资本家的肆意伤害付出代价了，这是一次劫难，一次必须进行的清算”。

此外，虽然特朗普的对伊政策是伊朗当下经济困境的主要因素之一，部分伊朗商人却打心底里佩服特朗普的精明。“他看准了伊朗政权的弱点，用经济手段制造了比战争手段还大的伤害”，“特朗普省了打仗的钱，伊朗百姓免受战争之苦，双赢”，电气设备商人卡里米说。

对于大多为保守派的伊朗底层民众来说，他们对美国并无特别好感，却也乐见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毕竟协议签署后的主要受益者，是部分曾经留学西方而又忠于伊斯兰体制的伊朗精英，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当西方公司在伊朗市场的掮客，捞取经济利益，普通民众并未从协议中获得实惠。

另外，随着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当年签署协议的内幕交易逐渐曝光。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委员会成员Zolnour在7月初指奥巴马为与伊朗政府达成伊核协议，为伊朗高官子女提供了2500张绿卡。美国右翼媒体福克斯（Fox）报导Zolnour言论后，特朗普为打击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在推特里引用、证实这一信息，并获得大量传播，引发美国媒体进一步关注和调查，并披露出更详细的信息，如获得绿卡的人中包括伊朗议长阿里·拉里贾尼的女儿、鲁哈尼心腹费雷东的儿子，此外，伊朗外长扎里夫的小儿子长期在纽约定居，当年冲击美国使馆领军人物、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改革派女副总统Ebteda的儿子在加州定居。

这些信息虽然没有得到伊朗方面的进一步证实，但特朗普通过与伊朗保守派“默契配合”，让伊朗国内部分特权阶层信誉扫地，而自核协议签署后就充满妒意看着伊朗政治精英及其子女享受成果、过着华贵生活而自己却一无所获的伊朗民众，也因为特朗普“间接撑腰”，长出一口恶气。他们特意发明了Aghazade（官二代）一词，呼吁美国政府驱逐这些特权阶层子弟。

许多保皇派和自由派人士重新看到伊朗政权更迭、自己重返伊朗掌权的希望，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对特朗普不吝溢美之词。

至于流亡西方的伊朗保皇派和自由派人士，他们对特朗普的看法则是由开始的负面转向现在的正面。特朗普上任之初发布“禁穆令”，伊朗位列名单之中，大量在美国定居、自诩为西方文明中一员的伊朗人看到自己的母国竟被跟中东阿拉伯国家归为一类，表达强烈不满。不过随着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加大对伊朗施压，在奥巴马时期一度在国内和中东地区呼风唤雨、风光无限的伊朗政权如今经济上风雨飘摇，政治上民众和政权间裂痕加剧，许多保皇派和自由派人士重新看到伊朗政权更迭、自己重返伊朗掌权的希望，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对特朗普不吝溢美之词，甚至在通俄门、美国内政上亦表态支持特朗普。

末世盛景下的幻灭

美国重启对伊制裁后，由于伊朗本国制造业薄弱、缺乏完整工业链条，大量商品需要进口，目前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进入7月以来，奶制品价格上涨20%，矿泉水价格上涨50%，衣服、化粧品等日常用品价格翻番。然而，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只观察街头上的日常生活，表面上看不出什么萧条，商场饭馆依旧人头攒动。

8月初，我、N女士和一名中国记者朋友在一家商场里茶叙。我的朋友N女士属于财富金字塔顶尖的人，住着400平米的别墅，享有5000平米的院子。由于银行拒绝其提走早前存入的美元现金、只能以官方低价折给她里亚尔，这次里亚尔大幅贬值让她的财富缩水了5000万美元。但这并不是她最担心的事情。“我最害怕的是一旦政权挺不过危机倒下，民众会陷入疯狂、冲击我的别墅、杀害我的家人”，她十分焦虑地说道。在她眼中，自己的同胞大多是“十分懒惰却又妒富仇富，都是梦想一夜间不劳而获发大财的投机分子”。

中国记者朋友觉得她担忧过度。在前者眼里，商场里到处是人，街上到处是名牌车，伊朗经济和政治形势看起来没有媒体里报导的那么不堪。而N女士解释道，伊朗人跟中国人观念不一样，“中国人遇到经济困境时，会想尽办法节衣缩食以渡难关”，“但伊朗人恰恰相反，他们会通过下馆子、血拼（shopping）来获得暂时的快感、逃避惨淡的现实”。

历史上的不幸境遇，使得伊朗人倾向于短期利益考量，善变和言不由衷，以在不断变化的外部形势中生存。

在我看来，伊朗人这种危机面前及时行乐的态度，原因固然很多，但或许可以从历史中获得某种解释。由于伊朗地处文明十字路口地带，历史上几乎每三百年就会遭受一次大规模的内乱或外来文明侵略洗劫，无论是亚历山大入侵还是阿拉伯人征服，从蒙古骑兵屠杀到阿富汗匪兵洗劫，每一次动荡中不仅物质财富无法积累传代，书籍也屡遭焚毁，精神文明不断归零。这使得伊朗人倾向于短期利益考量，善变和言不由衷，以在不断变化的外部形势中生存。

当统治伊朗的政府处于强势状态时，他们从言语和行为上扮演着政府及其意识形态最忠实的支持者和捍卫者；然而一旦政府显出疲态，无力应对国内外的各种压力时，他们会毫不犹豫以最大的诚意向新的统治者表达忠心——不管后者来自国内还是国外。这次面对美国制裁和暗淡的经济前景，伊朗人大抵又嗅到了“大难将至”的味道，开始了末日前的狂欢，以图暂时忘却迫近的危机、以及未来又要向哪位新统治者献忠心的烦扰。

（权文武，自由撰稿人，现旅居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