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莫哲暐：中梵任命非法主教，是修和还是分裂？

近日中梵关系突然风起云涌。先有媒体报导教廷代表要求中国两位主教让位予非法“主教”，再有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和教廷国务院互相驳斥，继而有报导表示中梵即将签订协议。我们必须梳理一下各方的消息，方能够从杂乱的信息中找出究竟我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以及判断教廷是否能如愿透过协议令地上、地下教会修和合一，并安抚地下主教、神父和信徒。

陈日君枢机的“阻碍”

1月22日，天主教媒体AsiaNews率先报导，有教廷官员到访中国，要求两名地下主教让位予两名爱国会“自选自圣”的非法“主教”。汕头教区主教庄建坚被要求辞职，让位予被绝罚的黄炳章；闽东教区主教郭希锦则被降级为助理或辅理主教，爱国会副主席詹思禄取而代之为正权主教。庄主教被带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与爱国会、宗教局以及教廷的官员会面，教廷代表当面要求其辞职。

29日，陈日君枢机向传媒发表博文，讲述有关事件。陈枢机表示，去年10月已经收到庄主教求助。陈枢机于是联络时任万民福音部秘书长韩大辉总主教。陈枢机引述韩总主教表示把汕头和闽东的事情告知教宗方济各后，教宗原来不知情。到了今年1月10日，陈枢机亲自前往罗马，在教宗公开接见活动中把庄主教和自己写的信交给教宗。1月12日，陈枢机获教宗私人接见并为中国教会陈情。陈枢机引述教宗对他说：“我告诉了他们（教廷的高官）不要制造另一个敏真谛（Mindszenty）事件！”陈枢机继而在博文中批评教廷政策“负卖教会”，又表示甘心做现时中梵协议的“最大的阻碍”。

其后，教廷发言人Greg Burke罕有发表声明，表示“在中国问题上，教宗一直与他的合作者们，尤其是圣座国务院保持联系，听取他们对有关中国天主教会情况予以的忠实详尽的汇报。”同时，他不点名批评陈枢机“造成了混乱和争议，令人感到惊讶和遗憾。”

31日，陈枢机再发表博文，反驳国务院。他写道：“其实我的文章中没有说教宗不知道，但教宗确实对韩总主教说了‘那小组为什么没有和我商量’”。重申“教宗对我说的话确实表示他和他们（教廷处理中国问题的外交人员）的看法不同”。

同日，与教廷关系密切的Vatican Insider发表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枢机（Pietro Parolin）的长篇专访，讲述中梵协议。帕罗林在专访中表示，任何人如果要为中梵协议牺牲，也绝对不是政治交易，而是为传教和教会的福祉。帕罗林亦首次表明，希望假以时日，不用再分别“合法”或“非法”、“地下”或“官方”主教，而是大家以“兄弟姐妹”相称，讲求合作与共融。帕罗林并再一次不点名反驳陈枢机，表示自己的团队与教宗保持密切联系。

到了2月1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率先报导，教宗决定承认中国全部七名非法“主教”。不久《路透社》也发表独家报导，引述梵蒂冈高层表示，中梵双方将在数月内正式签订有关主教任命的协议。该高层承认该协议并非好的协议，然而“虽然我们仍然会是笼中鸟，但笼会变得较大”。美国耶稣会的《America》杂志其后也引述教廷消息，表示当日到中国的教廷代表团由切利总主教（Claudio Maria Celli）领导，共五人。而协议不会取消现时控制教会的国家结构（the state structures that control the church in China today），相信是指爱国会。另外，台湾问题并不在协议上。

到了2月5日，陈枢机再发表博文，斥责帕罗林的专访都是“似是而非的谬论”：“最不体面的，是一位堂堂国务卿竟敢侮辱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断章取义地引用了他十年前给国内教会的信。帕罗林祇说教宗本笃说了‘与合法的政权持续冲突并不能解决现存的问题’，但教宗本笃接着说的话他却没有提了：‘同时，当政权不恰当地干涉教会的信仰和教律时，我们亦不能就此屈从（信4.7）’”又批评教廷发言人“才是笼中鸟，被逼担任这么尴尬的职务”。

我们知道什么？又不知道什么？

首先，不论是教廷发言人还是帕罗林，均无否认有教廷官员要求两名主教让位予非法“主教”，只否认教宗不知情。加上帕罗林提及“牺牲”，因此，我们可断定，要求让位的消息是真确的。至于协议方面，我们也几可肯定，除了上述两名非法“主教”外，另外五人也（将）获教廷承认为合法。他们包括爱国会副主席兼中国“主教团”团长马英林、雷世银（被绝罚）、郭金才、岳福生（被绝罚），和刘新红。（其中雷世银和刘新红被指有女友，并育有子女。）帕罗林已经表明希望主教不再分为“合法”或“非法”，明显是为宣布特赦铺路，藉专访做好“期望管理”。（有评论谓庄主教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理应退位。但陈枢机已经说得很清楚：“他们并不反对辞职……他们反对的是让非法的及被绝罚的所谓主教来接班。”）

不过，现时仍然有很多疑问未能解答。首先就是传媒比较关心的：究竟教宗知不知情？要回答这个问题，视乎何谓“知情”，以及何时知情。如果说教宗对于要承认“非法”主教完全不知情，似乎讲不过去。毕竟涉及主教任命，如果无教宗首肯，教廷官员难以自把自为。然而，教宗对中国政局、“一会一团”、中国信徒的舆情、合法主教的申诉等，又有多掌握？这值得质疑。毕竟教宗要理解中国，必然是透过帕罗林和其领导的外交团队。他们会如何向教宗讲述中国的情况，我们无从得知。

此外，尽管承认全部或其中几个非法“主教”已无什么悬念，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协议上的主教任命程序究竟为何？承认现存的非法“主教”是一回事，往后的主教任命会如何执行是另一回事。究竟是此前很多人传过的“越南模式”（梵方提交人选予越共从中挑选，最后由教宗任命），抑或是发展出新的“中国模式”（由中共提交主教候选人名单，继而由教宗任命）？教宗可以保留多少权力？中共控制的“一会一团”又会有多少权力？

我曾撰文表示，习近平治下的中共不太可能接纳“越南模式”。中共对主教任命控制权的要求，肯定会大于越共。香港另一名荣休主教汤汉枢机曾经撰文表示，假若达成协议，爱国会将可以慢慢过渡为“专注于‘鼓励神长教友为社会公益事业献爱心，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兴办社会公益事’”。中共架构一向奉行“组织平行制”，各级机构必然有党干部监视，现在党委的权力甚至越来越大。因此可预料，协议达成后的爱国会，极难成为纯粹的公益组织。

台湾又如何？台梵会断交吗？近日的报导其实都无提及台湾，而帕罗林在整篇专访中也无提过“建交”、“外交关系”等字眼。现时焦点所在的协议，应该只是在于主教任命的议题上，未必涉及其他问题。因此即使签订协议，中梵都只会是建立相对暧昧的外交关系，离所谓中梵建交仍有距离，短期内未必会出现台梵断交。事实上近一两年，教廷和中方面都只谈“协议”而不谈“建交”。而近日台湾立委组团前往梵蒂冈，与教廷官员会面。团长蔡适应会后表示，现时的中梵谈判并未涉及“建交”议题。

中梵谈判的盲点

在中梵谈判和各方报导中，往往出现了一个盲点，就是中国的信徒究竟有何想法？我们会见到一些专家、学者出来评论，也有一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地下主教出来“代表”教友支持协议。但究竟信徒有多支持教廷的取态？帕罗林和其团队又有多掌握民情？

要知道中国信徒的想法，确实非常困难，毕竟不可能有大型调查，信息也不流通。我们顶多只能从极有限的途径收集资料。让位事件曝光后，AisaNews就罗列了一些官方和地下教会神父和信徒的看法：“此信息被公布出来后，仍使人感到伤感和震惊。教廷此举不仅对两位忠贞主教是一种伤害，更是对整个忠贞教会的伤害”、“迫使庄主教辞职，这叫作卸磨杀驴，后者将郭主教降级使用，是旷所未闻的，如果教廷答应，这叫作削足适履”、“我们乐见中梵关系正常化，这也是几代人所期盼的，但如果是以打压忠贞教会为代价的建交，那么……则事与愿违，不仅无助于教会的修和与共融，而且会乱套的。希望罗马教廷有些人，能够慎之又慎，而不是头脑发热，轻信那些言而无信使教会和信仰屈从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当局。”

我自己也特意到中国主要的天主教网站《天主教在线》去探视“民情”。初步观察，确实有赞成教廷做法和反对陈枢机的：“整天孤芳自赏才是你们地下教会悲哀。既然你们也懂得中梵双方谈判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就有（要）理解你们地下必须做出牺牲”、“陈日君利用地下的愚忠和愚蠢，可谓登峰造极”、“教宗按照耶稣指引，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政策，根本目的在于扩展福传事业和发展教会，你们所谓‘忠贞’的目的又是什么？”

然而批评教廷者也不少：“乱套了，帕罗林搞的”、“中国天主教教会的分裂是谁造成的？是爱国会！爱国会强调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利（力）干涉中国宗教事物，对主教是自选自圣。教廷啊教廷，如果不是中国地下教会与之抗争，中国天主教教会早就脱离你了，你哪有机会更（跟）人家谈判，签署协议，你不感谢中国地下教会，好好地保护他，而是宁愿让人家牵着鼻子走”、“严重的背叛。强迫忠贞主教让位给叛逆者，恒古未有！一个正权主教是宗徒继承人，却被要求降级，给一个叛逆！闻所未闻！你可以开除一个主教，停职一个主教，调换教区！从未听闻有降级的。梵蒂冈教廷是群体附魔！”

以上的观察，当然不可能全面，而且也不够代表性，但毕竟是难得可以窥探得到的民情。有一点值得留意的，就是支持中梵协议者，往往会同时批评地下教会。因此可以推断，他们本身就属于官方教会。另外，中国《环球时报》的英文版1月29日也罕有报导此次事件，当中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报导引述与中国政府关系非常友好的人民大学研究员郗仕（Francesco Sisci）表示，罗马必须平衡北京的要求和教会的团结，而中国问题可能会分裂教会。另外报导也引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晏可佳表示，地下教会逐渐成为中梵关系的“绊脚石”。由此可见，连官方媒体和学者也认为地下教会信徒会反对中梵可能达成的协议。这或多或少也显示了舆情。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社会学系特聘教授赵文词（Richard Madsen）曾发表学术论文，分析中国天主教会的特点。他表示，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期间，中国正处于封闭时代，中国的天主教会基本上与普世教会隔绝，并未参与这项大改革。而梵二改革的其中一项，就是减轻神职人员的教权主义，提升平信徒的地位。中国改革开放后，梵二的教导传入中国，却未能在农村乡郊落地生根。因此，在很多乡郊的教区和传统教区如保定，信徒（尤其老一辈）仍然非常传统，恭敬礼仪，敬畏神长，对主教神父十分服从，视他们为教会的代表。由此我们可以想像，当教廷要求一位老主教让位予非法的党方“主教”，会激起多强烈的反弹。

更严重的是，教廷可能根本拒绝关心民情。在罗马的人为了达成自己心中的历史计划，而漠视真正受影响的信众。中梵之间的谈判，一直以来秘密进行，信众难以得到有关信息，更遑论参与过程（例如咨询）。假若不是媒体和陈枢机公开事件，帕罗林根本不会接受专访。信众一直都只能以讹传讹，直到教廷公布协议达成为止。教廷高层剥夺教友知情权，更遑论关心信众感受，这与教宗提倡加强信众参与教会事务的原则背道而驰。《圣经》中耶稣说：“我是善牧，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望10：14）。现在牧者却认为羊最好什么也不知道。

有人会认为，中国短期内不会出现改革，因此现时改善中梵关系，起码可以确保信友能够上教堂。此外，现时中国很多教区的主教已经老迈，也无人继承。如果教廷能够确保在某程度上参与主教任命，则起码保证教区有主教。然而就在2月1日，中国实施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再度收紧对宗教的控制。所谓中梵关系改善能够确保教徒能上教堂，似乎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至于主教问题，无主教确实令多个教区问题丛生。然而，承认并继续任命中共挑选的“主教”去领导各教区，难以称得上是解决问题。主教的首要职务是牧养信众，做道德模范，而非管理行政和财政。根据教理，主教是宗徒（Apostles）的继承人，是维系教会“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之本质的必要一环。教会首先是道德群体，而非社区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假若领导教会的人无法令信友心悦诚服，并与中共政府过从甚密（甚至是党牢牢控制的人），则恐怕无法成为道德领袖，更会破坏教会的传承。道德土壤一旦丧失，则难以收复。

所谓宽恕与修和

教廷以为只要一锤定音，做一些“期望管理”，用“慈悲”包装一下，便可以达成地上、地下教会修和，其实根本未能说服地下教会的信众，甚至令分裂更加严重。帕罗林在专访强调现在应该讲求“慈悲”、“对话”、“宽恕”、“修和”、“合作”，而不应该再说“背叛”、“抵制”、“投降”、“让步”、“妥协”。或许帕罗林做外交官太久了，习惯了官员的行事方式，忘记了伴随“宽恕”的，应该是“悔改”；在“修和”和“合作”前，应有“认罪”，和“停止迫害”。

教会确实是讲求宽恕和修和的。人如果承认过错，继而忏悔，并拒绝再犯，教会必须接纳他们重归团体。然而，那七名非法“主教”接受非法祝圣，其中有人又涉嫌私德有亏，他们何曾公开忏悔？或许他们都已向教宗寻求修和，但他们要牧养的是教友，不向信众公开交代自己的过错，不向信众道歉并承诺改过，如何能服众？

上年汤汉机发表长文后，赵文词教授如此评论中梵关系：“双方的希望很不同：一方希望使教会成为中国社会重要一部分；另一方却真的希望摧毁教会。我希望梵蒂冈的谈判人员意识到这一点。”不知道教廷高层，何时才会觉醒？

（莫哲暐，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