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于渊：“自古以来的中国”，真的存在吗？

【编者按】：本文分上下篇，下篇《于渊：走不出的“边疆中国”》将于明天刊登，敬请留意。

中国──如果可以把帝制时期的中华帝国，也称为中国的话──它的现代疆域是如何形成的？自古以来的中国，是现在我们经常说的中国吗？

王柯在《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一书中，讨论的是“中华民族”的形成、日本的近代转型对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诸多影响，而这篇文章旨在谈论的，则是在此基础上，中国现代边境和领土的形成。

一旦涉及领土，“自古以来”就是许多人的口头禅。这几乎拒绝了一切论证，而成为不可置疑的先验真理。这样的立论，与真实的历史相距甚远。事实上，从来都没有自古以来的中国。最早的“中国”就是“华夏”，“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大致就是华夏天下的初始范围。

研究中国边疆历史问题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刘晓原，在其新著《边疆中国》中认为，“如果非要强调中国疆域的久远历史，真正可以冠之以自古以来的地域，对于从华夏族嬗变而来的汉族而言，唯有中原地区而已。”刘晓原形容“历史上的中国”，其疆域领土从来不是固定不变，也不存在自古以来，而是“如季节湖一样”盈亏变化。而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实际上脱胎于中华民国对清王朝疆域的继承。

如王柯在《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一书中追溯的孙中山与日本黑龙会的紧密关系，刘晓原在《边疆中国》中讲述了同样的内容──

即是革命党人在革命之前，其设想亦并非继承满清疆域，而是主张放弃大量边疆地带，而组成一个彻底的汉人国家。然而，“到头来，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依然不得不在清朝的废墟上，谋求对中国所谓固有领土的统治。”尽管如此，在晚清到中华民国之间，民国虽然继承了大部分的清帝国疆域，但是无论疆域范围的变化如何，疆域的性质已经完全变化了──“领土属性”的转型，才是晚清到民国，中国边疆的本质转型。

《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暨民族关系史述》

作者：刘晓原

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6月

从中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内在矛盾

“天下中国”不难理解，无论是中原王朝对外扩张，还是外族入主中原形成的统一王朝，都是在“天下”的世界观中，以中原为中心，构建的多层次皇权结构。这种结构，刘晓原称之为“宗藩朝贡体系”。

在这种体制下，对于边疆，要么直接统治，要么间接“羁縻”──上国与下国之间，地位尊卑有别，由内向外，亲疏有别，而边缘地带，则从来模糊不清。

中国现代领土的来源，来自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清帝国从扩大走向巩固的结果。东亚国际体系在此时，就是一个如同太阳系的体系，中华帝国是这一星系中的太阳，而其余的则是行星。与此相对，欧洲国家在1648年西伐利亚体系（西发里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后，就成为林立而竞争的平等民族国家体系。清帝国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却仍然以雄踞东亚大陆的东方强国地位，与西方列强长久对峙，直到鸦片战争来临。

在西方军事、外交、贸易多重进攻之下，东亚固有的国际体系开始解体，东亚诸国，无论是上国中华帝国，还是朝贡的下国外藩，都按照“民族国家”的国际范式，对自身的国家形态、国际行为和立国理念推行重新建构。

而这一重新构建的过程包括，放弃对一系列“外藩”（如朝鲜、越南、缅甸等）的传统“上国”地位，同时巩固对“内藩”的直接统治主权，如蒙古、新疆、西藏、满洲等。

这一构建的核心在于，外藩外国化，内藩内政化。

并且在此基础上，放弃了传统的国际观，改用法律条约，确立国家边界和国内国际主权，以万国之一的平等身份，在世界上与其他国家展开竞争。

而民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则坚持了对前清疆域的继承。中国代表团成员顾维钧曾在巴黎和会上直言，“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是宪法明文规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讨论任何企图更改中国领土边界的议题。”

可是，在此期间，中华民族的构建，如王柯和刘晓原都观察到的那样，实际上是以汉族为中心的政治话语的构建──此后，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即便是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国际主义，也从未真正地摆脱民族主义，而变成真正的共产主义。

王柯认为，中国在近代错误地学习了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经验，而让中国此后百年的民族与边疆问题陷入困境。这也是民族国家范式的固有尴尬之一。刘晓原在《边疆中国》中解释，“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多是多民族共同体，极少单一民族国家。于是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权就成为民族国家范式不可化解的一对内在矛盾。”

由于在构建中华民族之初的汉人中心主义、民国在继承满清疆土时的精英决定，以及其后民国向共和国转型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都让中国并未成为一个“整合国家”，而只是一个“边疆国家”。这是因为，中国国家形态的现代化，招致西方国际关系体系的“固有困境”，即“在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承认民族自决权而产生的矛盾。而族群间的模糊文化分野和国家间的清晰政治边界绝难调和”。

在刘晓原的论述中，美国在100年前终于成为一个“整合国家”，成为共同调和的民族大熔炉。而中国经过了两个世纪的转型、革命与战争之后，在疆域统合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然依靠强力而非凝聚力，边境时常处于威胁和忧虑之中。

帝国之后，领土属性的变迁

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Charles S. Maier）注意到，20世纪的历史研究过于着重意识形态冲突、大规模政治迫害、种族灭绝，以及战争对平民百姓的毁灭，而忽视了“领土属性”（territoriality）问题及其危机。

梅尔指出，到17世纪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对本国国土尚无清楚的概念，他的臣属只能提供几种差别甚大的粗略估计。到法国大革命前夕，英国和法国才分别完成了用近代勘测技术绘制的国家全图。

到18世纪初，欧洲国家领土各自完成分离，与此同时设有专职外交机构。而当时，清朝入主中原，进一步巩固了东亚国际体系。事实上，17世纪和18世纪前叶，清帝国在勘疆划界方面与欧洲国家并驾齐驱，1646年多尔衮命令，对清帝国土地全面勘查。其后，康熙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这开创了双边协定的先例。

但这并没有成为中国领土属性向近代转型的契机。近代欧洲勘界绘图是在“民族国家”国际竞争机制下的政治竞争行为，而清王朝的勘定疆界，却并非如此，目的只是为了彰显皇统。而随后的一个多世纪，欧洲在民族国家道路上走向极致，清朝也将东亚的“天朝体系”和“一国多制”传统发挥到极致。

而中国领土属性在鸦片战争后的转型，也意味着东亚体系的解体，东亚各国从此摆脱了中华帝国的同心圆结构，而变成欧洲式的民族国家。

现代人很难理解清朝为什么会在19世纪末，为了越南、朝鲜，不惜开战。而实际上，在清朝眼里，越南、朝鲜，是为“外藩”，也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但最终，清王朝也不得不接受“西国公法”，而将越南、朝鲜视为万国之一，与自己不再有高低之分──当然，更大的事实是，清王朝与其外藩，都成为了西方的殖民地。

历史学界现在已经不再将帝制中国称为“封建王朝”，因为“封建”的意义，就是“封土地，建诸侯”，而秦以后的中华帝国，很显然已不再是传统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但在刘晓原的论述中，他仍然将清帝国视为“封建集权”，按他的理解，可以视为“在中央地区的高度集权”，和“在边缘地区的广封众建”。

而中国领土的转型，就是“在一种地域范围内丧失封建相对主权，在另一种地域范围内确立近代绝对主权的过程。”

领土属性转型，国家主权职能及相应机构，还有国家行为也会随之变化。
首先，天朝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边界。在列强的压迫与中国自身的反抗过程中，中国近代疆域画于何处，最终取决于中外双方实力的变化，而形式，则采取了国际法的条约模式。疆界一经划定，中国在其外，丧失的是封建相对主权。在其内，则获得的是近代绝对主权。也因此，这不单单是领土的量的变化，而是属性的质的改变──“历史上的中国”在领土缩小之后，终于形成了近现代的中国疆域。

与此同时，则是外务的产生，这是领土属性改变的题中之意。在乾隆时代，清廷把荷兰、法国、美国等与朝鲜、日本、琉球同列为“东夷”，尽管统治者眼中的寰宇有所扩大，但很显然，宇宙中的中心之国，仍然非天朝莫属。晚清政府，则终于有了总理衙门，这是中国外交部的前身，在1861年开始办公。

传统东亚国际体系尊崇的是一元的等级尊卑，而近代国际体系则奉行多元平等原则。天朝的世界观，完全无法对付欧风美雨。只有总理衙门，才能用国际制度，来尽可能约束列强在中国的行为。

与外务相对，国内主权随之扩展。章炳麟在1928年修订的《三字经》启蒙那时的幼童，“古九州，今改制，称行省，二十二。”这反映了人们对民国的一种认识，这种沿革从晚清开始。因为国界的确定，从19世纪后期开始，同其他一切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一样，清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强化它对边疆地区的控制。这便是外藩外交化，内藩内政化。

在刘晓原看来，这些内政措施，迥异于封建集权时代的边疆政策，因此，“所有这些内政措施对边疆社会的冲击不亚于外部势力渗透，在当地引起的社会震荡。由于地缘、宗教、社会、民族、国际环境的种种因素，所谓蒙古、西藏、新疆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延续至今，成为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为政者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民族国家与革命国家

而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是一次现代领土属性的传承和改变──它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改革为主要特征。

但此后的中国并未同日本一样变成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在1949年以后，选择了革命国家的道路，这一社会主义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的平等原则和利益观念背道而驰。刘晓原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国家体系未能持久，在20世纪末全面崩溃。

这一点，也是王柯在《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中所欠缺的。他的论述过于强调了日本对中国近代的影响，而忽视了苏联。很遗憾的是，刘晓原对此没有更多的论述，他认为，“革命国家对现代国际体系结构有何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更多来自于史料的不充分。

无论苏联所造就的影响如何，东亚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列强压迫下，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体系，到如今仍未进入稳定状态，而时常产生冲突与仇恨。尽管东西方国际体系不再迥异，变得趋同，但并非所有亚洲国家都变成了自己“民族国家”的最终形式。

梅尔认为民族国家正在消亡，许倬云等历史学家也同样持有这一观点，然而欧洲走向联合，是在类似于法德这样的历史死敌取得全面和解的基础上而造就的。按照孙崎享在《日本的国境问题》中的主张，要中日和解，亚洲建立类似于欧盟的组织──但很显然，这并不现实。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许多矛盾并未解决，其自身也面临着边缘地带的统合问题。朝韩和台湾问题性质类似，都是冷战的遗留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成为完全的统合国家之前，都是民族国家道路上，一直潜在的炸弹。

（待续）

（于渊，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