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香港沧桑、补天裂……中国人对香港的“集体回忆”是如何形成的？

9月初香港中文大学的港独宣传风波，引发了校园内前所未有的中港学生公开集会对峙，标志着所谓的“中港矛盾”已经提升到另一个高度，因为过往未曾有如此数量的中国学生公开表达其政治意见。

事件引起中国学生的反弹，固然与他们认为其言论自由被打压，以及拒绝被学生会代表有关，但相比之下“港独”似乎更加触动中国学生的神经。观乎他们的网上言论，我们不难发现当中充斥着“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回归祖国是民族大义”、“香港的成功离不开祖国支持”等经常出现在官方媒体的论述。

如果这些论述是一个被建构的结果，那么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处理：第一，这套论述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第二，这些论述为什么那么“入屋”（深入民心）？

什么是国族的历史论述？

历史学家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的。

历史为何会是一种“论述”？19世纪著名的德意志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曾经提出，历史学家不过“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的”。兰克反对当时盛行的启蒙史学观和黑格尔抽象的历史哲学分析，认为历史学家需要尽量收集史料，全面和客观地探讨历史事件背后的关联，避免把个人偏见投入历史书写。

兰克的说法固然有可取之处，但后来反对兰克的学者同样不少。他们认为，虽然史料的确客观存在，但历史学家在选取和分析史料时难免会渗入主观的意见。有时候，历史学家更会服膺于权力，为政治需要而服务，撰写所谓的“后设历史”（meta-history）──即先有结论，然后再把史料填充进去。因此，历史不可能百分百客观，必然存在主观的成分。

为国族建构服务的国族史，更是当中的“佼佼者”。为了证明“自古而来都是ＸＸ民族的一分子”，国族的历史论述往往强调族群的共同性，结果屡屡出现张冠李戴的例子。例如德意志的学者在经历拿破仑战争后，祭出了反抗古罗马统治的日耳曼部落首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 ）为民族英雄，鼓励德意志民族团结对抗外敌。后来在第二帝国时期，阿米尼乌斯的雕像更被政府竖立在德国各地，德皇威廉一世（Wilhelm I）甚至自掏腰包资助制作这些雕像。（注一）然而，古罗马时代根本没有德意志民族的概念，而讽刺地阿米尼乌斯最后更是死于族人的暗杀，并非在对抗罗马的战场中战死。

因此，和兰克同时期的法国学者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便敏锐地指出，遗忘历史，乃至歪曲历史，才是建构国族的关键。（注二）

中共的香港史论述建构

中共的香港史论述，同样是一套国族史的论述。

根据王宏志教授的研究，中共官方撰写的香港史明显是为回归作准备的，因为这些作品大规模在1997年前后出版，而且这个情况在1997年后便突然停止。中方重新撰写香港史，与他们认为过去英国人和南来大陆学人书写的香港史的缺失有关：前者带着殖民者的视野，强调英国人对香港的贡献；后者则秉承中原文化对边陲的蔑视，认为香港过分西化，弃宗忘祖；而两者均显得中国和香港过分割裂。

《十九世纪的香港》和《二十世纪的香港》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前研究员刘存宽在《香港史论丛》就曾经提到：

港英当局通过殖民机构，进行殖民政策，进行殖民主义宣传……同时故意排斥有关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以淡化港人民族意识和祖国观念，使香港文化与其母体中国文化脱离……港英这一系列作法相当奏效，致使今日相当一部分港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不甚了了，缺乏对祖国的向心力和亲和力。一些人对香港的回归徘徊观望甚至持抵触反对态度，这个问题显然必须予以解决。（注三）

这段话足以反映当时中国官方的想法。简单来说，他们认为英国的香港史论述是洗脑教育，导致香港未能人心回归。要达致“人心回归”，中国就必须要建立一套自己的官方香港史论述，拉近中港的关系，合理化中国收回香港的举动。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王宏志教授认为这套中国官方历史论述主要有三大特点（注四）：

一、强调香港历史和文化上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连系，特别是香港开埠前的时期，以巩固“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的论述。

二、侧重英国殖民统治的问题和香港人民抗殖的传统，合理化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定和建构中港人民百年来抗殖反帝的命运共同体。

三、认为英国殖民统治对香港发展的影响有限，突出华人文化和中国的支持对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别是战后的供水和副食品供应。

这些论点的对错，本文暂且按下不表。我们接着要问的两个问题是，为何这中共要在中国大陆推动这套论述？其次，为什么这套论述在中国如此大行其道？要解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当时的社会气氛和这套论述的散播形式。

为何要在中国推动香港史论述？

上文提到，中共建构新的香港史论述，是为了解决香港人心回归的问题。那么，中方只需要向香港人宣传这套论述便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向中国大陆的群众宣传？

历史上，国家推动的国族认同运动往往不限于新管治的领土或国家的边陲。要维系国族的团结，除了要让新成员认同新的国族身份，更要让本来的国族成员接纳新加入的成员，减少大家之间的摩擦。而香港战后的经济奇迹，正正是这个摩擦的来源，使得中共有必要在中国大陆推动官方的香港论述。

回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群众虽然从各种渠道知道香港快将回归，但对香港的认识并不深，当时中国只有小量的香港史专门著作。对他们而言，香港更多是一个经济发达，遍地黄金的城市，又在中国有大量投资。因此，正经历改革开放的他们难免会对香港人心生羡慕，甚至可能生出一丝自卑的感受，并思考为什么中共治下的中国比不上英国“万恶”殖民管治的香港。而长期处于经济优势的港人，在八、九十年代也有看不起中国大陆移民的心态，蔑称为“阿灿”。要消除这些影响，中共除了要加强中港的历史联系，更需要让国人知道香港的成功源于“祖国”的支持和华人辛勤工作的文化，而非出自港英的管治。

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是经历八九民运不久后的中共正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不少中国研究学者认为，挑动国族主义情绪是中共维持其管治合法性的重要策略，例如近年民间的反日运动。推动官方的香港史论述，正正是应对这个合法性危机的好方法，因为割让香港是近代中国“百年国耻”的开端，收回香港正好显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何中共的官方喉舌会一直宣称香港民主运动是受国际反华势力的挑动和控制，因为打压“反华”的行动和思想就是“天然”的合法性来源。

影视节目、流行歌──香港史论述的散播方式

著名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现代的国族主义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背后很大程度是由于“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印刷术的发明增加了以本土语言书写的刊物的流通，让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来想像“他者”的存在，以及建立彼此之间的国族认同。（注五）而进入20世纪，国族意识的传播已不一定要依靠沉闷的文本。广播技术的发明，使得共同记忆的建构可以利用无孔不入的声音和影像，透过电台和电视节目来传播。对比起文字，声音和影像更能够挑动人心，甚至可以使观众不假思索和批判地全面接受信息，因此会比文字更加“入屋”。

为了快速宣传官方的香港论述，央视和其他中国广播机关在回归之际先后推出多套以香港回归为题材的纪录片和连续剧，包括《香港百年》、《香港沧桑》、《香港百题》、《大命运》、《中英街》、《九七部队》、《世纪约会》、《香港的故事》、《补天裂》等等，其中《香港沧桑》更是由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名，并获多名国家领导人担任顾问；《补天裂》则在2012年获再次改编为连续剧《苍天圣土》，在央视第八台晚上8时的黄金时间一晚多集连续播出。

这些节目各有侧重，分别从文化、社会、历史等各方面传播中共官方的香港史论述。从这些节目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国族主义的影子。

以纪录片《香港沧桑》为例，官方介绍为“记述了香港地区百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讴歌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为香港的繁荣所做出的贡献，介绍了香港经济奇迹的形成及其基本原因，阐述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香港问题上的实践”。片中访问了多名香港的商界和政界人士，例如是林贝聿嘉（太平绅士及港英年代的立法局议员）、黄宜弘（知名商人，立法会功能组别前议员）和郑海泉（银行家，曾任汇丰银行亚太区主席和汇丰控股首位华人执行董事）等人，并藉他们的“客观身份”来阐述这套官方论述（注四）。为了突出中国政府的“巨大努力”，林贝聿嘉说到：“香港今天的繁荣，我们也要多谢大陆，因为没有大陆做我们的后盾，没有大陆给我们支援，香港繁荣也繁荣不起来……”为了贬低英国的贡献，黄宜宏亦提到：“要是英国人真的那么本事，为什么只有香港这个地方呢？他那么有本事，应该除了香港再去弄一个香港……”

多次被改编成电视剧和在电台广播的《补天裂》，其情节安排和人物刻划，则可以说是反映中共对香港问题的官方理解。女主角倚兰的生父在中法越南战争期间，不愿意为到港的法国军舰服务，因而被警察射杀身亡。其后，故事更安排参与百日维新而流亡香港的男主角易君恕成为倚兰的家庭教师。而自少接受西方教育，和“华人格格不入”的女主角，在“一口的京腔，满腹的学问”的男主角薰陶下，就从“‘鬼女’从迷梦中醒来，回到了五千年的中华根基”。这明显是影射香港人受西方价值影响太深，需要来自“祖国”的再教育，正好映衬上述刘存宽在《香港史论丛》的一段话。

除了影视节目外，流行歌曲也是官方论述的另一个传播场域。回归前的一段时间，庆祝香港回归的歌曲涌现，例如《公元1997》、《回归颂》、《中国人》、《一九九七永恒的爱》、《香港别来无恙》、《明月出香江》等。这背后当然也少不了官方的影子，例如《公元1997》是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歌目之一，而《一九九七永恒的爱》则是由央视负责拍摄MTV。随着这些歌曲流遍中国各地，歌词中“你用爱唤起沉睡百年的梦醒，用暖流浇灌起绚丽的紫荆花”、“一百年前我眼睁睁地看你离去，一百年后我期待着你回到我这里”、“一百年的荣辱，一百年的沧桑。香港啊，别来无恙！灯红酒绿不是你的真模样，龙灯仍然高高挂在你门上”等等的琅琅上口字句，也顺道把中共官方的香港史论述深印在中国各地群众的脑海之中。

盘旋的官方香港史论述“幽灵”

20年前的这些出版物、影视节目和流行歌曲，是好几代中国人的集体回忆，奠定了他们对香港的认知和看法。更重要的是，中共官方香港史论述的“幽灵”从来没有离开中国的广播行业。在回归十年，央视便再次拍摄大型纪录片《香港十年》；2012年，《补天裂》被再次改编成《苍天圣土》，在黄金时间播出。到今年回归20年，央视再次拍摄大型纪录片《紫荆花开》，又推出电视剧《我的1997》，并以《西元1997》为其主题曲。

除了延续过往的一套香港史论述，这些作品更加把回归后香港的情况套入这个框架分析，例如主力由香港政府花费占港府近五分一外汇储备（约1200亿港元）解决的九七年金融风暴，却被宣传为中央大力支持下让外国炒家知难而退；由国内一名“超级带菌者”传来，花费港府极大精力抵抗的SARS，又变成了一个中国政府支持香港抗疫的故事；同样为国内发展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服务业人才培训方面的CEPA，却变成中央单方面给予香港的大礼和优待。

如果说人与政权的角力，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那么以建构的史观来灌输集体记忆，便是中外政权在斗争中常见的争胜手法。中共透过重复地从各种途经宣传其官方香港史论述，一次又一次巩固中国大陆群众脑海中对香港的刻板形象，更教育了新一代的中国人，把他们拉进这个集体记忆的群体中。

（方志信，华威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硕士、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助教）

注一：Winkler, M. M. (2016). Arminius the Liberator: Myth and Ide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注二：Renan, Ernest. (1996). What is a Nation?, trans. Martin Thom. In Geoff Eley and Ronald Grigor Suny (Eds.), 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 (p. 41-55).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注三：刘存宽（1998）。《香港史论丛》。香港：麒麟。

注四：王宏志（2000）。《历史的沉重　从香港看中国大陆的香港史论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注五：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其他参考书目：

罗永生(2011)。〈1960-70年代香港的回归论述〉。载于思想编辑委员会编，香港：《解殖与回归（思想19）》。（页117-140）。台北：联经。

Reagin, N. R. (2006). Sweeping the German Nation: domest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Germany, 1870-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