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香港智库“香港愿景”发布有关香港人口政策问题及其政策建议的报告──《人口政策的新思维》（下称《报告》）。毫无疑问，“香港愿景”提出的一系列建议，直指了香港长远发展必须重视人口政策问题的研究方向，但此报告有不少分析和建议有可议之处。
重开“双非”，产业就能发展？
第一，《报告》指出“双非”婴儿（在香港出生、父母皆非香港居民的婴儿）对香港带来的帮助被一定程度忽视了，并以教育产业和医疗产业为例，指出若重新开放双非政策，既可以为解决困扰教师失业及学校倒闭的压力，且继续有效地为香港培养具质素的新一代，也可以促进私营医院的营业额，为医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财务支援。
然而，政府统计处在2012年的报告指出，仅有约20%到港产子的内地孕妇打算送子女来港读书。当中的原因众多，例如双非儿童的父母难以抛弃在内地的事业根基、难以承受香港的高房价，而双非父母也因非港籍的身份问题，难以长期留港照顾小孩。更甚的是，即使双非小孩来港读书，他们很多时候仅为从深圳跨境来港上学的一员，难对香港形成归属感。
若然下届政府采用建议，将医疗产业以利润及经济贡献作为重要指标，那就有必要研究双非名额是否足够支撑私营医疗的发展；若然考虑医疗产业发展而大量开放双非来港，又可能再次触发社会争议。同时香港也应该长远考虑，在不少国际医疗集团已经在国内设院的情况下，香港仅靠重启双非，又是否足以推动医疗产业？
优化入境政策更重要
要真正让开放双非配额后，可以吸引双非儿童在香港落地生根，并且作为补充香港劳动人口的管道的话，就必须优化其他配套。其一可行手段，是放宽部分优质双非父母的申请工作签证或商务签证安排，鼓励父母可以与双非儿童在香港落地生根，贡献香港，让他们培养对香港的归属感，也同时令他们与下一代融入香港。
以上针对优质人才的安排，实际上可以增加双非儿童在港就学及就业的机会，也回应了社会上一些亲商界政党有关开放更多新移民来港会导致社会福利被蚕食的说法。政府大可要求这些双非父母必须每年留港工作300天以上，或者让他们聘用本地员工，证明他们对香港可产生正面经济价值，杜绝所谓社会福利只会被滥用的偏见。
以研究生补足中端人才画蛇添足
第二，《报告》中建议把获批“留港就业安排”的毕业生人数，由大约占来港就读相关课程的学生人数的50%，进一步提升至接近100%的比例。报告更建议为非本地研究院毕业生提供为期一年的实习计划。然而，上述建议明显与现实情况略有脱节。
首先，根据教资会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的数据显示，现时香港自资研究生学位的毕业生主要为内地居民。他们有别于大多数内地本科毕业生，绝大多数都没有留港就业，而且大部分留港工作也不多于三年以上。根据2014年无线电视节目《铿锵集》，两家跨国公司人力资源总监都指出，大多内地研究院毕业生在香港短期就业后都回到内地，这情况与已有四年时间融入本港的内地本科毕业生有所不同。
《报告》认为值得将“研究院毕业生”作为补充香港就业市场人才的资源，然而香港本地大学生或留洋回港的毕业生当中，并不乏此类中端的行政人才和专业人员。在本地就业市场中，中端职位工资水准已经年年受压的情况下，又是否值得耗用港府资源鼓励更多中端人才留港？若然意在吸纳精英、高端、特殊人才，根据当前入境政策及审批准则中，只要香港公司在招聘过程中寻找不到合适的本地人才填补职位，已可以获批工作签证。特殊人才甚至可以透过专才移民来港。
若然《建议》纯粹旨在补足中端人才，恐怕是画蛇添足。笔者建议倒不如增加资源予香港公司，吸引及招聘欧美洲等地及本地留洋的优秀毕业生回港工作，或资助愿意来港创业的外国年轻人入籍本港，扩阔香港的人才多样性面貌，强化国际竞争力。
善用香港平台优势， 吸引创业人才##
要推动香港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人口政策就不应只着眼在年轻人或所谓劳动人口，更要着眼于人口政策怎样为经济带来未来增长点，增加社会经济的可能性。其中，在人口政策要考量如何便利有意来港的外国企业家。
考虑到香港的市场优势及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就有必要考虑香港可以作为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资金往来、文化传播，及至商业纠纷仲裁的地方。要配合附近东南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需要，令香港作为创业跳板，香港就有必要完善当下的“企业家移民计划”。环顾同区其他竞争城市及地区的有关安排，企业家移民不只是为当地经济带来外来资金，更会带来大量就业机会，甚至为青年人带来进入其他产业的机遇。香港的企业家移民安排，仍显得比较保守落后。
首先，根据现时香港企业家移民政策安排，申请者需要拥有学士学位。但是企业家非专业人士或科研人员，并不需要有高学历来支撑其企业家职能或创业眼光。其次，早年东亚地区的精英华人企业家大多没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故他们绝少拥有本科学位。再者，其他邻近香港或发达的经济体也甚少对企业家移民设有学历限制，例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
当然，完善企业家移民计划的最终目的，也是希望为香港带来更多经济收益，故此政府更有必要对参加此计划的外地人口订立一些有利香港发展的限制。例如，政府可以规定参与计划的企业家在港必须聘请一定人数的港籍员工、在港成立的公司规模，甚至把初创企业注入的风险投资计算在内。而且，政府也可以考虑放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家的入境规限。 另外，对于现时获得“数码港”、“科学园”等资助的高新科技产业经验的企业家，政府也可以增加他们入籍香港的名额，务求为香港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机会。
新人口政策需要“进取”更要“贴地”
近年香港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年轻人对政府施政的各种不满，部分也是经济发展滞后和社会流动性不足的反射。政府在制定人口政策时，必须考虑当下年轻人的就业环境和想法，尽可能避免新人口政策对本地就业新力军的冲击。同时，政府也应放弃“墨守成规”的态度，尽可能吸纳有助香港产业多元化和弱势产业的高端人才，从而带动本港的产业发展，创造更多有利不同学科背景年轻人的就业需要，促进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解决香港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林晓峰，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研究员、前资深移民顾问；林子淦，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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